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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倘若肯把这二十三万兵分一半给史可法，则不仅扬州可保，南京可保，中原也一定可以光复。
多铎命令清军暂时不进南京，先在南京郊外杀一个痛快，抢一个饱。可怜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又作了无辜的牺牲品。
多铎命令刘良佐作先锋，去打黄得功。刘良佐无勇气抗清，倒颇有勇气残杀自己的同类，黄得功中了箭，不愿意再活下去，他拔出这一枝箭，刺向自己的咽喉。
那只知修宫殿、选美女的弘光皇帝，被降将田雄捆了，送给清军当俘虏。清军把他解到北京，砍头。
那兵力最强的左良玉，和刘良佐同样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不敢打清军，偏要“东下”，想到南京抢马士英的位置。他的兵在贵池与黄得功的军队遭遇，被打败。他本人病死在九江。其后他的儿子左梦庚，在阿济格追赶李自成，追至九江之时，率领十三万兵、四万条船，降了阿济格。
刘泽清在安徽，迟疑了一个多月，到了七月四日，也率领全部兵丁投降。
方国安原在南京守城，见到大势已去，退浙江支持新的“监国”鲁王朱以海。郑鸿逵在清军渡江以后，也退到浙江。
多尔衮召回多铎，另派洪承畴到南京去，“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所谓原官，是洪承畴在明朝所做的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皇太极收降他，一时未加任用，多尔衮把他带到北京，才“给还”了他这个明朝官职，而且加上了“同内院官佐理机务”这八个重要的字，事实上叫他入了内阁。）
洪承畴到南京以后，十分卖力，把各地前仆后继的义兵，摧残净尽。
《细说清朝》二八、奈何不了鲁王
福王被掳以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受到巡抚张秉贞拥戴，于六月初六日出任监国，方国安与郑鸿逵都带了兵来。
多铎派贝勒博洛，率领拜尹图、阿山等人的兵来打。方国安吃了一个败仗，逃去严州（浙江建德）。
郑鸿逵劝潞王不必在杭州“建都”，应该到福建去徐图大举。潞王不听，郑鸿逵于是领了他的水军，陪唐王朱聿键去了福州。 结果，这潞王当了若干天的监国，便开了杭州城门降清。 富春江以东的各府各县，如绍兴、宁波、余姚等，纷纷接受贝勒博洛的招降。连驻在定海的总兵王之仁，也几乎变成了“新朝”的“佐命”。宁波有一个绅士谢三宾，甚至亲自去杭州，拜见博洛，以出卖桑梓（家乡）为得意。
在余姚，却有孙家绩与熊汝霖，于闰六月初九日杀掉知县王元如，举起义旗，使得降清的宁波知府朱之葵无法运米到杭州，献给博洛。
两天以后，宁波、鄞县有六位被俗人称为“狂生”的秀才，以董志宁为首，召集几千人在城隍庙开会，决心起义。他们公推一位年轻进士钱肃乐招兵买马，主持一切。
谢三宾暗中写信给定海总是王之仁，叫他带兵来宁波，杀钱肃乐和六位狂生。谢三宾而且说，杀了七人以后，送一千两银子给他，作为酬劳。
钱肃乐也写信给王之仁，责以大义。王之仁被钱肃乐感动，便死心塌地效忠于明。他到宁波来，当众宣布谢三宾的罪状。谢三宾认罪，捐一万两银子犒赏义兵，免死（其后他还是作了清朝的大官）。
大家商量了很久，觉得必须请出一个明朝的宗室作为监国，才能够号召。于是，一位举人张煌言当了大家的代表，去台州请鲁王朱以海出山。
朱以海是明太祖的十世孙，世居山东兖州。哥哥朱以派袭封鲁王，在皇太极的军队第五次进入长城之时殉国。朱以海幸免于难，崇祯皇帝令他继承朱以派的王位。吴三桂引了多尔衮偷占北京以后，朱以海一再逃难，逃到台州住下。
这时候，退休在东阳原籍的兵部尚书张国维，也来到台州，请朱以海出任艰巨。朱以海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七日就了监国之职，一个月以后，张煌言随他北上，在绍兴建立新的政权。
绍兴是在孙嘉绩、熊汝霖发难于余姚的第二天，便响应了的。领袖章正宸也是一位书生。
鲁王到了绍兴，发表张国维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张煌言被擢拔为翰林院修撰（这个职务，通常是只有状元才能充任的）。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均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余姚与鄞县的义兵，是支持鲁王的核心部队；加上王之仁所统率的正规军，与石浦游击张名振的水师，声势相当浩大。方国安赶来，表示愿意效力。（马士英与阮大铖也想来绍兴凑热闹，被张国维拒绝。）
张国维统率各军，渡富春江，收复富阳、于潜，沿富春江栽了木栅，浙西的各州、各县纷纷响应。
十月间，张国维对清军大举进攻，一连战了十天，每战皆胜，一直追至杭州的草桥门，不幸遇到大雨，弓弦潮湿，发不出箭，只得退兵。
其后，鲁王阵营的内部发生争饷、争地的纠纷。钱肃乐等人心太好，把浙东的税收完全交给王之仁与方国安，作为正规军的粮饷；因此，所有的义兵只能靠老百姓的捐款维持。日子久了，老百姓捐不出多少款子来，方、王二人又不肯分出所收的税。义兵的处境十分艰苦，就不免有骚扰老百姓的事件。方、王二人则有了税收还不满足，不但叫老百姓出捐款，而且掳了老百姓进行勒赎。方比王尤为可恶。浙东的民心、军心，大受影响。
这时候马士英与阮大铖已经来到方的军中，方在马、阮的怂恿之下，对鲁王怀了叛意。王呢，虽则军纪不好，却矢志抗清。 王之仁于第二年（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l646年）三月间，与清军在杭州的统帅贝勒博洛拼死决战，获得太胜，毁了贝勒博洛的许多船只，夺得铁甲八百多副，渡江把贝勒博洛围困在杭州。
方国安冷眼旁观，王之仁缺乏后援，攻不下杭州，又只得撤退。
五月间，清军采取攻势，把方国安的营灶毁了。方国安着慌，突然回师到绍兴，劫了鲁王同去台州。张国维、钱肃乐等人，尽了最大力量，把江防稳住，苦守到六月间，博洛利用富春江上流水浅，叫清兵徒步渡江，把沿江的鲁王各营打垮不少。王之仁见到大势已去，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独自到南京，穿上明朝衣冠，去洪承畴的衙门投案。洪承畴劝他降，他不肯。结果，他从容赴义。
该死的方国安，在台州得到江上战败的消息，却捉了鲁王，准备投降。
鲁王生平私德甚好，颇有人缘。他而且相当机警。方国安捉了他以后，派兵将他守住，却被他找到一个机会，跑了。
他跑到三门湾海外的南田岛。石浦游击张名振带兵来南田岛保驾，想送他去翁洲（舟山群岛中的一岛）。翁洲的总兵黄斌卿表示不欢迎。
不久，郑芝龙在福建降清，同族的一位郑彩不愿同流合污，带兵船来三门湾海面，张名振约他拥护鲁王，于是他就和张陪鲁王去福建。次年，鲁监国二年（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他们打下福清县的海口镇与长乐县的县城。
八月间，他们又打下罗源、连江、永福、闽清四县。鲁王的声势又为之一振。
可悲的是：张国维在江防既破以后，回守东阳，听说鲁王在台州失踪，一时探听小出下落，以为鲁王已被方国安害死，一急就跳水自杀。
钱肃乐呢，在江防未破的一个月以前，便已因为筹饷永筹不到，而且有人说他暗中向唐王通款，对鲁王不忠，气愤不过，解散了所统率的义兵，独自跑去翁洲隐居。江防破以后，他也以为鲁王已死，就飘海到福州，向唐王建议不可采守势，应该北伐，即使打败了也可以退广东。然而，转瞬之间郑芝龙降清，钱肃乐流落在福清县的文石岛与海坛岛，当了和尚。一直到鲁监国二年（顺治四年）六月，才与鲁王又在琅江相遇。
孙嘉绩与熊汝霖二人，也是为了义兵筹不到饷，方国安跋扈，而一直在焦急。他们抽选了最精锐的义兵三千人，交给黄宗羲（梨洲），在潭山渡江北伐，希望打下海宁与海盐一带，与吴淞等处的义兵领袖合作，直捣南京。然则，正当他们等待黄宗羲的捷音之时，贝勒博洛已在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六月间冲破鲁王的江防，整个浙东的局面崩溃。孙嘉绩走到翁洲，背上生疽，含恨而死，死的时候才四十三岁。熊汝霖跟随鲁王到了福建，不见容于郑彩，在鲁监国三年（顺治五年，1648年）被郑彩派人暗杀。
这一年，清军在长乐、连江打败郑彩。次年，又打败他于罗源。十月间，鲁王的大学士刘中藻，在福安城破之时自杀，鲁王失去了在福建的所有领土，郑彩躲在厦门，消极。
其后，鲁王再回浙江，张名振收复了三门县东南的健跳镇（在当时称为健跳所），迎他去住；又打下黄斌卿所据的翁洲，把鲁王请过去，以翁洲为根据地，开始了鲁王抗清史的新页。
再过一年，到了鲁监国五年（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短命而死。这多尔衮能够掳了福王，降了潞王，却始终奈何不了鲁王。
《细说清朝》二九、重用降臣
多尔衮坐镇北京，驱策阿济格、多铎、豪格等人，扫荡李自成、张献忠，消灭福王的朝廷，又让多铎的副手博洛，分兵收降在杭州的潞王，赶走在浙东的鲁王。
多尔衮不仅有煊赫一世的武功，而且有颇足称述的文治。文治的诀窍，正如武功一样，无非是“用人”二字。他懂得用洪承畴，就已经省了自己许多力气，长了不少见识。况且他又特地把明朝的一位大学士（宰相）冯铨，从涿州家乡请了来，帮他恢复明朝的政治机构与传统，存其所长，去其所短。这冯铨曾经阿附魏忠贤，品行原无足取，多尔衮能用其长，而舍其短。
在崇祯朝中担任过大学士的谢陞，也被多尔衮网罗。顺治元年的六个大学士，除了刚林、希福两个满人以外，倒有四个是汉人：在八月以前是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冯铨；八月以后，范文程的位置为谢陞所代替。谢谒持味暾氯ナ溃段某讨匦氯敫蟆�
多尔衮在顺治三年特别提拔了一个宋权。这宋权在祟祯自杀的前三天，就任顺天巡抚，抵抗过李自成，却降了清。多尔衮叫他仍旧担任巡抚。他向多尔衮建议，革除明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只留明神宗万历初年的“正额”，又建议把明朝的“军民分籍”制度取消，不再强迫有军籍人家的子弟当兵，多尔衮均予接受。宋权作了两年巡抚，多尔衮叫他入阁。
除此几人以外，多尔衮又重用金之俊、王永古、党崇雅、方大猷等人。这些人均无多大建树，有点“小聪明”而已。金之俊是崇祯的兵部右侍郎，降了李自成，又降了清。相传他在降清以前，向多尔衮提出了“十从十不从”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男人的服装与头发，照清朝的规定；女人则仍旧沿袭明朝旧有的风俗。男人活的时候穿长袍、马褂，戴凉帽，留辫子，死了进棺材，仍可“峨冠博带，宽袍大袖”，打扮成像一个明朝的鬼。
多尔衮用了这些有能力的人，作出许多“收买人心”的事，使得南方各省的忠臣义士的活动，不能成为全民敌忾同仇的抗战。在福王、鲁王相继失败以后，两个唐王均旋起旋灭，比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