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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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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于右任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应该算行伍中人,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义士文人。他的旧体诗词苍凉慷慨,声誉极高;他的书法更是驰誉海内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书法界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于右任,“南郑”则是郑孝胥(福建闽侯县人)。

于右任精通各种书体,其草书更是冠绝现当代,无人可与之比肩,有“当代草圣”之称。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4节: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2)

从现存史料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

屈武一口应诺。然而,屈武刚要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时,于右任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去台后,于右任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时,是只身去的,其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于右任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十二天后,他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去世,终年八十六岁。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5节:首位华人大亨竟是报业巨子

首位华人大亨竟是报业巨子

“大亨”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末的大上海,专指称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然而,这个听起来威风凛凛的词,并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舶来品。它的来历颇为有趣。

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马车命名为“亨生”,“亨生”几经改良,成为豪华私人马车。随着上海的开埠,亨生豪华私人马车于1880年后进入上海,被称为“亨斯美马车”。根据1900年的统计,当时整个上海拥有“亨斯美马车”者不足十人,而且全部是工部局董事或外商大班。华人中第一个拥有“亨斯美”的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还是花费了数十万两之高价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后来引申开来又把称雄一方者叫做大亨,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申报》是中国报业史上创刊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的报纸,它于1872年4月30日由英籍人美查等合办,在上海汉口路正式创刊,到1949年5月26日停刊,共历时七十七年零六十二天,除中途停刊外,共出版两千五百五十九号。

《申报》面世,遂冲破《邸报》、《产京报》、《政治公报》的樊篱,开始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与记载,目光投向社会市井,成为“中国第一张现代意义的报纸”。自此之后,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沪报》、《新闻报》等接踵而来,“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申报》在对我近代新闻事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近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时至今日,走在上海街头,还能听到不少上海老人把“买张报纸看看”叫成“买张申报看看”。《申报》已经停刊半个多世纪了,哪里还有《申报》可买?一打听才明白,那是叫惯了,习惯使然。是谁叫响了《申报》这块金字招牌,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他就是一代报王史量才。

史量才,这位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是20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之一,史量才继承了老《申报》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在一批文化人的协助下,努力开创中国现代商业大报的传统。该报在全国二十九个城市设立分馆,增加各地通信;改革副刊《自由谈》和其他内容,从文艺到医疗,适应各类读者的需要;出版系列书刊,从月刊、年鉴到地图,品种多样;兴办社会文化事业,如流动图书馆、新闻函授学校、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服务部等。这使得申报馆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文化群体。

史量才主持申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黎烈文、邵飘萍等,都曾被罗致在他的门下。申报的“笔阵”中,共产党员有胡风、艾思奇等七八人之多,其他的知名人士还有陶行知、邹韬奋等。《申报自由谈》更是开一代杂文之先河,其刊发的鲁迅杂文是著名的“匕首和投枪”。30年代的一场激烈的文艺论争,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史量才先生主张言论自由,关心民众疾苦;《申报》鞭挞社会、针砭时弊,深深触犯了最高当局。《申报》鼓吹民主,批评政府,惹怒蒋介石。1932年,蒋介石发动对江西红军的围剿,《申报》连发三篇社论,三论《剿匪与造匪》。蒋介石恼羞成怒,曾严令“禁止申报邮递”。

作为心忧天下的爱国报业大亨,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国格、报格、人格。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无效,使得史量才招来了杀身之祸。终于,在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从杭州西湖“秋水山庄”归沪途中,在浙江海宁翁家埠,被戴笠手下的特务枪杀,终年五十四岁,一代报业大王就这样魂归尘土,可悲复可叹。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6节:谁是黄埔军校的首个共产党人

谁是黄埔军校的首个共产党人

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张申府绝对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量级人物。尽管历史几乎将他遗忘,以至于现在的许多人对他很陌生。

1917年毕业于北大的张申府,与毛泽东同年出生(1893),并曾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共事,当时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张申府后来在回忆中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张申府在北大时担任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的编委,早期革命家郑超麟先生曾经回忆说,自己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先生在《新青年》的文章。

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新文学运动的旗帜之一的《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当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申府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在其二十五岁时,就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申府之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指张申府)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建党之初时张申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他与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张国焘是由他介绍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

张申府还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他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2月,刚从欧洲归来的张申府来到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因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的留学生很少,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时值国民党筹办黄埔军校,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人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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