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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在那家医院住过院的人说，晚上经常听到有小孩子笑或哭的声音从医院后面传来。但蔡老先生一家人竟若无其事，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过，从来不担心。
总之事情越传越邪乎，成了同村人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如有哪家的孩子不听话，家长们总是说一句，扔你到北堤根上去，孩子保准马上就安静下来，不能再乖啦，呵。
假设说那里真有婴灵的话，村里人虽是谈之色变，好在一直以来人鬼还算和睦相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八八年那个医院搬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与婴灵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请朋友们自己判断，至少我是坚定不移地相信的）。
一九八八年，村里把南大堤开了一个宽豁口，修了一条大路。原来的集市南迁到南堤以南。新街两边的新砖房随即如雨后春笋般冒起，原来住在北堤脚下的村民纷纷在新街两边建了新房，把家搬了过去。那家家族医院也选好了新址，迁了过去。随着旧医院的搬迁完毕，很快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
原医院正南面住的是姓孟的一家人，两口子都四十多岁，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两口子都是为人老实本分的人，那女的更是长得慈眉善眼的，见人是不笑不说话。两口子感情很好，两孩子也很懂事，算得上是幸福美满。他们家虽然与我们同村，但不属于一个生产队，所以来往并不多。就是在这平平常常的一家中，有一天傍晚忽然就爆出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女主人喝农药死了。大家都急忙赶过去，有的是去帮忙，有的则是纯粹看热闹。很不幸我是属于看热闹的那一类，因为我那时才上小学三年级，帮不上什么忙。一进他们家的院子就闻到满院子的农药味儿，男主人老孟蹲在屋檐下抽着烟，面容悲戚，但并没有哭泣。两个孩子伏在母亲的身体上哭的声嘶力竭，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过了一会儿，女人娘家人来了。孩子的姥姥哭昏了几次，孩子的两个舅舅抓住老孟就打。最后在本村主事人的阻拦下才算止住了，但扬言要不给个说法，房子都要给拆了。最后在主事人的询问下才了解了内情。总之，老孟就是觉得整个事情很怪异。说那天下午两人因一件小事斗了两句嘴，没想女人一反往常的通情达理，变得像换了个人似的大吵大闹。男人觉得无趣，就起身走了。出去转了一圈，总觉得哪里不对，就回家了。一进院子就看到老婆正一手拿瓶剧毒农药“3911“，一手拿一小袋“六六粉”，是吃一口六六粉，喝一口3911。老孟大惊失色，急忙上前阻拦。没想老婆的力气大得出奇，老孟两只手用上才能勉强拉住一只手，可拉住农药，她就往嘴里塞六六粉，拉住六六粉，她就喝农药。只见老婆睁大着通红的双眼，脸部扭曲，像是恐惧万分。老孟大骇，一边夺老婆手里的农药，一边大声喊人。可已回天乏力，听到喊声人们还没有赶过来，女人就已不行了。据老孟自己说，女人死前断断续续说的最后一句话像是“搬家”。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逝去的人永远逝去了，活着的人在悲痛中还是要好好活下去。后来老孟就把家搬到了新大街上，原来的院子就慢慢荒草戚戚，成为野狗黄鼠狼的出没之地。
紧挨着老孟家南边的是我一个本家，因为接下来主要讲小健的事，姑且称为小健家吧。
小健家在老孟家正南边，两家隔着一狭窄的小路。自从老孟家出事之后，左邻右舍慢慢都迁出去了，唯独小健家没有动。小健与我大哥同龄，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
老孟家的院子废弃之后，村人就很少到那附近去了。但小健胆子大，常去那个院子，他们家喂牛的干草经得老孟的允许，放在了那个院子里一个房间里，用时再取。需要方便时，他也会习惯跑到那里解决。那里俨然成了他的后宫，呵。他经常向我们吹嘘在那个院子里看到过故去的女主人，还有一帮小孩子。
不过八八年还没有过完，他就随着本村的人去新疆一个叫石河子的地方打工了。干的是拆旧房子的活。他与同村的三春一起负责分拣拆下的砖块，拿瓦刀削掉砖上的泥巴或水泥，码在一起等着卖钱。
很快过了春节，已是公元一九**年了，那天他随工程队拆一座二层小楼，干了一会儿，他与三春两个人躲在下面抽支烟，偷懒一会儿，上面的同事都在继续忙活着。据三春后来说，当时他们两个刚点着一支烟，就像是突然有心灵感应似的，同时抬头往上望，眼睁睁看着二楼的一截砖墙倒塌往下掉落。三春吓傻了，愣是连躲一下的意识都没有了，而小健反应奇快，见砖墙砸下，忙迅速往前跳了一步。没成想半人高的一截砖墙刚好就从他的头上呼啸而过。三春只听得“咔嚓”一声，再定眼一看，只见小健的身子还站在那里没有倒下，而头颅却不在了，满腔的鲜血从脖子那里瞬间喷薄而出，升起有三米多高。三春只觉得眼前一黑，顿时不省人事。
小健的骨灰是在一个深夜送抵故乡的，因为他在家时与大哥玩的较好。那夜大哥也被叫去帮忙。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上，几块砖支着小健黑色的骨灰盒。因为尚未结婚成家，死在外乡的人无法回到家里甚至自己的村里。村里的大人们就蹲在路边，低声商议着安排他的后事，他的父母兄弟在一边哭得惊天动地。
人生就是这样无常，在印象中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盒子。亲的人，不亲的人无不感到凄凉，真真切切地再次感受到世事多变，人生无常，人的生命是如此地脆弱。
诚然，能冲刷一切的除了眼泪，就是时间，时间可谓是悲伤的最好良药，时间越长，悲伤越淡，就仿佛不断稀释的茶。 慢慢地，村里的人们忘却了小健，忘却了这个村中曾有这么一个人。村庄总是在生与死的轮回中不断前进的，逝去的，新生的，消失的，乍现的，一茬一茬的人总是经历着同样的事情。
很快到了九零年，村里的人们似乎刚刚从小健逝去的惋惜中回味过来。我的堂哥方哥又因触电永远离开了爱着他的亲人们（在我另一篇文章中有详细的记述，此处不再细说），而方哥的家紧邻着小健家，在他家的正南方。
这个时候，村中大多数人不再认为那只是一个巧合，而村中好事者则早已发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从旧医院往南一个带状，每家必死一个人，直到死够九个人。因为这一地带犯枪煞，所谓枪煞，就是一种无形的煞气，正所谓“一条直路一条枪”。医院后面那个沟壑因死婴太多，多年以来就聚集了一股婴灵的怨气。当初医院尚在那里时，医院正对着那个沟壑，但婴灵惧怕医院的医疗器械（自古相传，鬼惧怕剪刀，墨斗，手术刀，菜刀，杀猪刀等），所以不敢作祟。但后来医院不存在了，煞气就开始往南冲，邪灵就开始作祟了。
方哥家西边是我家，前面是条路，路南边却有两家与他家相对，魏大爷家与魏大爷的二儿子家，两家各有一半与方哥家相对着。魏家是个大家庭，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九一年时，魏大爷只有大儿子，二儿子，大女儿结了婚，其余的都尚未婚配。四个女儿中数三女儿最为漂亮，当时只有十六岁，我平常都叫她玲姐。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手很巧，虽没人正式教过她做针线活，但做起鞋子衣服来一点都不含糊。但就是这么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子，却像一朵花一样早早凋谢了。
九一年时，村里已用上了电。魏大爷家门口就有一个电线杆子。直直地竖在那里，三个方向各有一根粗铁丝拉着。在一个斜风细雨的春日午后，村里有两个小女孩在电线杆傍踢毽子，玲姐手里拿着一个馒头边吃边走出家门，出来看两个小女孩玩。站了一会儿，就很自然地靠在了那个斜拉的铁丝上。两个小女孩玩了一会儿，想邀玲姐一块儿玩，叫了几声都不应。回头仔细一看，只见玲姐嘴巴半张着，口里还含着未及下咽的馒头，已悄然死去。不知何原因，斜拉的那根铁丝上竟然有电流。
魏大爷一向不相信什么鬼神的，就是在村里盛传犯煞地的时候。他都从来没有动过搬迁的念头，退一步说，对于生活不太好的人家来讲，搬一次家谈何容易啊！ 更何况只是为了一种莫须有的传说而搬家。在方哥死后的一段时间内，若有谁或直说或婉转地劝他搬家，魏大爷向来是掉头就走，理都不理你。
但自从三女儿逝去后，这个倔强的老人似乎突然变老了许多。开始不断地催促二儿子搬迁，但二儿子似乎比当初的他更为倔强，就是不搬。我叫他的二儿子为灿哥，壮的像一头牛似的一个人。练得一手好拳脚，据说是洪拳，小时候没事的时候，经常跑到他家院里看他练拳。夏天的时候，甚少看到他穿鞋子，总是光着脚板下地干活。此人重义，好打抱不平，但从不欺软。灿哥夫妻结婚多年，但始终未开枝散叶，后来就抱养了一个女儿。三口之家到也过得其乐融融。
九四年，我已开始在高中求学，很少回家。深秋的时候，在回家时听母亲提起灿哥生病了，是鼻咽癌。我无法相信像灿哥那样壮如牛的汉子也会生病，且一病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当我在放寒假回来的时候，曾经壮如牛的灿哥已化成一坯黄土永远地守在了自家的田地里，听母亲说，灿哥死时，已瘦得皮包骨，完全没了人样，一米八的身高，却只有四十多公斤。与其说是病死的，不如说是饿死的。我无法描述出当时心中的滋味，是悲伤还是惋惜，是可怜活着的人，还是怀念死去的人。我特地找个随意走走的理由，从他的坟前经过，站在那里，望着那一堆新坟，心酸不已。有些人的离去，似乎同时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因为他在他有限的生命里，已悄然给活着的人留下了太多的可回忆的东西。或许很多年后，就在哪一个无法入眠的深夜，你会突然想起有他存在的那段日子，微笑着徜徉在回忆的甜美中，全然不知泪水已悄然滑落…………
魏大爷家正南方没有人家居住，只是成片的宅基地，稀稀拉拉地种着一些榆树。村里的噩梦也似乎已经终结，时至今日再没有意外发生。我但愿我的乡邻永远平平安安地过着生活，不再有噩梦的惊扰。但是，事情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时至今日，故乡在我的眼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变成了一个在我眼里毫无生气的村子。年青人都像鸟儿一样飞走了，唯留老弱病残留守家园。旧街道不在了，村头的大杨树不在了，青石板不在了，曾经鸡犬相闻的邻里也不存在了，我的泥巴做的小人，我的一只斑鸠，还有那个调皮的孩子都已不在了，变成了如今为了生活到处奔波的这个我。
、012
一、会长高的树
先从发生在我妈妈身上的一些不可思仪的事情说起吧。我妈妈现在的胆子很小，基本晚上一家人在一起看一些带有小小的悬疑只类的电视剧她艘会觉得很怕。但是在她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胆子很大的人，想想她能够一个人半夜把我爸爸的小妹妹（当时已经死了）从县城医院里背回农村老家，那可想而知她胆子有多大了。但是自从发生一见事情以后，我妈妈就再也大不起胆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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