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美国的兴高采烈相反，台湾气氛低迷，情绪灰黯，社会各界一片忧怨疑惧之声，无论官方民间，竟然听不到有谁为“公报”道一声“好”，媒体言论的基调是：
“我们的命运应由我们自己创造，不能听由外人的安排。国人要时时提防，在国际阴霾下，被他人所牺牲。”
“对于那些欲把中华民国安置在一个无期徒刑的监狱里，而自为监狱官的国家，我们怎能没有警惕性呢。”
“我们的行动必须出诸我们自己的选择决定，而不是被牵着鼻子走，尤其是金门马祖的事。”
“主权尚属我的时候，我们对于将来一切将受控制于人的做法，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都不要有所承诺。”
“怎样对付外人的威胁利诱呢？决不能让步，稍做让步，今后的处境势将更困难。”
据说，蒋“总统”面对美国的得意忘形和国人的沉闷沮丧，当时便对违心同意了将“非凭藉武力”写进“公报”很是后悔，也感到过于爽快、轻率迁就了杜勒斯，致使“公报”文本的措词与他会谈讲话的原意出入甚大，幸亏在中英文的表述上多长了一个心眼，给自己的解脱留出了一扇小门。他吩咐：人民现在对我们有误解，思想上不清楚，大家都要站出来讲话，不要让美国人将解释权全拿了去！
台湾驻美“大使”叶公超站出来说话了，他说：应该澄清若干误解，关于“非凭藉武力”，“公报”的意思是强调政治基础在反攻大陆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不使用武力”。他又说：没有一个国家既保存军队，而又放弃使用武力的。说中华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用武力的解释与“公报”上下文的含义完全不符，事实上，“公报”绝未妨碍“中华民国”在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力或在大陆上发生大规模起义时使用武力。
如此说来，尽管有了“公报”，但“中华民国”在某些情况下仍可对中国大陆使用武力，当然，对“某些情况下”的解释权又全在台湾。那么，这一纸“公报”还有什么约束力，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呢？叶公超话音刚落，西方舆论，尤其美国一片哗然，有些报刊甚至把“骗子”、“奸商”、“滑头”、“无赖”这样一些最尖刻的字眼加诸蒋介石的头上。
面对记者尖锐的诘问，杜勒斯一脸愠色，语调阴沉，他似乎是相当不耐烦地说：无论“中华民国”作什么样的保留，实际上他们用武力来取胜大陆的希望是不大的。在台湾，蒋总统已经明确向我表示了不会对大陆使用武力。我认为，他如果想在某种情况下重新获得这项权力，那么，他必须事先得到美国的同意。
蒋“总统”闻知此言，暴跳如雷，怒不可遏，一巴掌拍得桌面山响：“娘希匹，岂有此理！”他指示：要坚决地予以驳斥、澄清！
这次轮到“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挺身而出了。他发表讲话：虽有“公报”，我“中华民国”仍有权对中共使用武力，以协助大陆人民革命。而我如对中共使用武力时，大概是没有时间去同美国商量的。
香港一家亲台报纸无可奈何评说：“听说双方一致了，联合公报也签了字，而仍在继续争执，互打耳光，华盛顿、台北间的这般打闹剧，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多见。”
1958，毛泽东并没有制造美蒋间的矛盾，但他的纵横捭阖谈打行止，无疑使美蒋间固有的矛盾凸显和加剧。当结果与预期基本上吻合时，毛泽东决定拉那个正在外交泥淖中扑腾挣扎的老朋友一把了。《再》文，可以视为是抛向老朋友的用真诚和善意的橄榄枝编织的救生圈。
13
10月23日，毛泽东将那份于吵闹声中艰难面世的蒋杜会谈“公报”连读数遍，用红笔在“非凭藉武力”处划上横杠，吩咐道：告各位常委，研究一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主谈。夹在他右手食指与中指问清缕发急的香烟，由长变短，又由短换长。随着火蒂不间断地明灭闪烁，两个时辰下来，灰缸中的残烟砌了墙。这是他的习惯，凡遇好题目，他都会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为思维和情绪助燃。
有人形容，炮打金门，与其说是毛泽东书就的一篇文章，勿宁说更像他从事了一次化学实验。写文章从起笔就需有完整缜密的腹稿，而化学实验是很难预设结果的，唯有通过投入各种试验材料，方能得知实验客体究竟会发生何种变化及反应。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毛泽东一次次将打与拉、打与谈、惩罚与规劝、明训与暗助，有节制的猛轰与有条件的停火，有意识的分化与有诚意的争取交替使用，结果他看清了美蒋同中有异的利益心态，看到了对手殊难调和的冲突矛盾。他并末预卜敌营将发生何种变化及反应，但他显然乐见敌营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及反应。
毛泽东的发言是从批评开头的，因为“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看到敌人内部正在发生变化”。他批评的对象是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咎由自取》的社论，该社论用较多篇幅强调了美蒋相互勾结的一面，认为蒋、杜会谈是在唱“双簧戏”。毛泽东说：社论的观点不符合事实，书生气足了一点，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的共同性、一致性。而实际的情况是，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什么唱“双簧戏”。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尖锐而语调和缓，意在告诫同志们：只有客观求实地分析形势、判断敌情，才会有正确适行的运筹韬略、降敌之术。
毛泽东吸烟。白色烟团一圈又一圈升腾。他的思绪也在向着宽广深邃的空间扩张而去。解放台湾统——祖国，恐怕是中华民族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方能实现的愿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现在炮击金门的目的已算达成，可以为它画上句号了。当然了，这个“句号”不过是—次历史事件的结束；而决不是一桩历史使命的终结。因此，这个“句号”应该具备如此的功能：既要叫沸腾的海峡暂时冷却下来，又要叫分裂的海峡继续潮起潮落。毛泽东长篇宏论，侃侃而谈：
“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台湾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反美积极性，美国逼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过去蒋大骂胡适，罢黜孙立人，就是例证，因为这些人捣乱的靠山是美国人。”
“现在这个时候，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如果选择，我看还是选蒋介石。陈诚、胡适跟美国联系得比较多，当然还是蒋介石好。”
“国际上，联合国假如通过要我们去，有他蒋介石我们就不去。国际性的运动会也一样，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台湾的什么‘总统’，还是他蒋介石好。他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去进行改革，继续稿特务、反共，尽他去反。只要你台湾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
“蒋对美国有疑心，防一手。美国在台湾的驻军，蒋介石只同意美国派出团一级单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师一级单位的兵力，我炮打金门开始后，蒋介石只同意美国增加海军陆战队3000人，而且限制只能驻在台南。蒋介石依靠美，也防美反美，我们应该看到他的两面性。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全盘否定的事情，要做恰当的估价。”
“我前几天说过，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些共同点。这次蒋介石同杜勒斯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多月中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则可以更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首席军师：理解毛的思想意图一贯准确，并擅于在框架内补充发挥。 他继而发言， 对毛泽东意见表示赞同，并提出：“断”和“打”是相互关连的，目标一致，既然“断”要放宽些，那么是否考虑“打”也可放松。要助蒋抗美，索性做得大度开明一些，可能效果更好。
周恩来的意见反过来又启发了毛泽东，几天来在脑海中徘徊的朦胧想法骤然变得清晰，一个大胆奇特闪现智慧堪称绝唱的主意就这么成熟诞生了，他接着周恩来的话尾说：你说得对，我们干脆宣布，只有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争上看，这好像是在开玩笑，中外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打法嘛，但我们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常委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热烈，都说“单打双不打”看似不合常识，仔细一想，还真就是这个主意好。我们的许多政治意图政策宣示都包括在这个打法上面了，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一致的，无弊有益，利在长远，完全同意、拥护。会议临近结束，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实行这样一项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模式，是否应发表一个声明，正式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
毛泽东思索片刻，将手中最后一枝残烟揿灭，说：恐怕有这个必要。
关于声明的名义、主旨、内容，毛泽东没有具体再讲。常委们也不再深议，他们知道，这通常表明，此篇文章，毛泽东将亲自担任撰稿人。
不错，毛泽东在接连发表了几篇手笔之后，似仍感肺腑未尽，余言多多，还想同老朋友再聊上一聊，希望老朋友对那古怪而似滑稽的军事部署能够认真咀嚼，从中读懂他的一番苦心孤诣和衷肠心曲。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人生轨迹历史上曾有过四次交叉：
第一次， 1924年！月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端庄持重，刚刚过了“而立”之年。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但他并非正式代表，只是列席会议，满脸沮丧的表情，显得心灰意冷。毛泽东作为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发言，初向世人显示他不俗的才能。蒋介石坐在列席位子上侧耳恭听；此时他决然没有想到，同一个礼堂顶棚之下的这个湖南腔浓重的青年，竟是他毕生的政治对手。
第二次，1926年1月4日，还是广州，国民党“二全”大会召开。这一回，蒋介石今非昔比，作为“东征英雄”，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台上，向大会做军事情况的报告，心气炽盛地宣布：“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毛泽东也做了《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这是毛蒋首次站在同一个讲坛上演讲。当然，人们目光和注意力全聚焦在军事新星蒋介石身上。喜气洋洋虚荣满足的蒋某人似乎也全然没有预感到那个姓毛的书生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什么了不得的前途。
第三次， 1926年5月15日，戒备森严的氛围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刚刚于“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