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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电话铃响起来了。
我赶去接电话，冲出地窖门，然后又回去关上电灯开关。我被自己逗乐了，同时想到这是我一贯的正常举动……就像走在人行道上小心避开地砖缝是我孩提时代一贯的正常举动。就算这有点怪，又怎么样？我回到莎拉才三天，可我已经得出了诺南怪癖第一定律：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奇怪的举动看起来根本就不奇怪。
我一把抓起无绳电话：“喂？”
“嗨，迈克。我是华德。”
“真快啊。”
“文件室就在走廊里不远的地方。”他说，“这很容易。乔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第二个星期的日程上只有一件事。上面写着‘缅因S…K，福里波，上午11点’，日期是十六日。有帮助吗？”
“有。”我说，“谢谢你华德，对我很有帮助。”
我挂断电话，把话机放回架子里。是的，很有帮助。“缅因S…K”指的是“缅因免费厨房”。打一九九二年起直到去世，乔都是它理事会的成员。“福里波”就是福里波特。这一定是指一次理事会，也许是为了讨论感恩节给穷人安排晚餐的疑问，可是，当你去翻找一个死去了的爱人的陈年旧事时，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不是吗？而且，一旦它们冒出来，什么也挡不住。
接着那个仿佛来自不明飞行物的声音开始说话了。趁你现在就站在电话机旁，它说，为什么不给邦尼·阿莫森打电话呢？说嗨，问她最近可好。
几年来乔参加了四个理事会，老师从事慈善活动的。当“免费厨房”理事会有一个空缺时，她的朋友邦尼就劝她参加了。她们一起去开过不少会，但应该不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那次，再说不能指望邦尼还记得五年前的某次会议……可要是她保留了一些旧的会议记录……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呀？给邦尼打电话，寒暄几句，然后请她查一下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会议纪录？我不是该问她那天的出席报告是否显示我妻子缺席了？是不是该问她，乔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有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同？要是邦尼问起我为什么想知道这些，我该怎么回答？
把那个给我，乔在我梦里吼道。在梦里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乔，而像另一个女人，也许像《圣经·箴言》里的那个女人，那个嘴唇像蜂蜜一样，心里却满是怨恨和诡计的女人。把那个给我，那是我用来挡灰的。
我跑到地窖门口，把手放在门把上，转动门把……接着又放开了。我不想朝那底下的黑暗里看，不想冒再听到有东西敲击隔板的危险，还是让门就这么关着吧。我只想喝点清凉饮料。我走进厨房，正要打开冰箱门，突然住了手。那些磁贴又组成了一个圆圈，但这一次圆圈中间跑进了几个字母，排成两个小写的字：
你好
有东西在这儿。虽然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我对此仍然深信不疑。我问过那东西自己在这儿是否安全，而它给了我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但这没关系。如果我现在离开莎拉，也无处可去。我有德里房子的钥匙，但事情得在这儿解决，这一点我也知道。
“你好。”我说，打开冰箱拿出一瓶苏打水，“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什么，你好。”
第11章
第二天天没亮，我从北边的卧室里醒来，很确定屋里有人和我在一起。我靠着枕头坐起身，揉揉眼睛，看见在我和窗户之间站着个有肩膀的黑影。
“你是谁？”我问它，心想它不会用语言回答，而是用敲墙的方式：敲一下表示“是”、两下表示“不是”——你在想些什么呢，死里逃生的霍第尼吗？但窗前的影子没有作声。我摸索着爬起来，找到床头灯开关，猛拉一下。我的脸是扭曲的，上腹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感觉能把子弹弹回去似的。
“噢，妈的，”我说，“来呀！”
窗帘挂轴上挂着一个衣架，衣架上搭着我的小羊皮夹克，我拆行李时把它挂在那儿，后来忘了放回壁橱了。我试图大笑一声，但笑不出来。在凌晨三点钟，等着等着睡着了。
大约七小时过后，我决定去乔的工作室瞧瞧，看看塑料猫头鹰有没有在工作室底下的储藏室里，前一天检查的时候我没往那儿看。这时一辆新款福特车驶进我的车道，紧贴着雪佛莱戛然停下。这时我已经走上了连接房子和工作室的小道，但还是折了回来。天又闷又热，让人透不过气来，我身上除了一条剪腿牛仔短裤和一双胶底凉鞋外什么也没穿。
乔常常宣称，克利夫兰人的穿着天生分成两派：克利夫兰正装和克利夫兰休闲装。这个星期二的上午造访我的这位穿的就是克利夫兰休闲装——比方说你上半身穿缀满菠萝和猴子图案的夏威夷衬衫，下半身穿浅粽色“香蕉共和国”休闲裤，脚蹬“懒汉鞋”，可以穿也可以不穿袜子，但要想看上去像个克利夫兰人，白鞋子是少不了的，另外你至少还得佩上一件俗气的金首饰。这位完全做到了后者：一只手腕上戴着劳力士表，脖子上还绕了条金链子。衬衫后摆落在裤腰外头，背上还可疑地突起一块。那东西要么是把枪，要么是个寻呼机，不过对寻呼机来说大了点。我又看了眼他的车，钩花轮胎。再看仪表盘，噢，好家伙，盖子底下是个蓝色气囊。“亲爱的外婆，小心你的尾巴！”
“迈克·诺南？”对某些女人来说，他算得上英俊有吸引力——就是那种听到邻居提高嗓门就胆战心惊，即便家里出了麻烦也很少给警察打电话的女人，因为在她们可悲的心灵深处，相信自己是咎由自取。这些麻烦的后果通常是青紫的眼圈、脱臼的胳膊，有时则是胸口烟蒂烫伤的痕迹。这种女人大多秒他们的丈夫或情人为“他爹”，比如“我给你拿瓶啤酒吧，他爹？”或者，“今天工作辛苦了吧，他爹？”
“是，我是迈克·诺南。什么事？”
“他爹”转过身去，弯下腰，从放在车子前排乘客位上的一堆乱糟糟的文件顶上抓起了什么东西。就在他匆匆地作那个动作时，一个双向无线电发出刺耳的短暂啸叫声，随之陷入沉默。他回过身来面对我，一只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浅黄色文件夹。但伸手递出来，“你的。”
见我没有接，向前跨出一步，好像要一把将它拍到我手掌上，可以想像，我的手指应该会条件反射地握住它。可是，我却把双手同时抬到肩膀的位置，就好像他对我说的是“不许动，举起手来”。
这人颇有耐心地看着我，他长了张阿伦兄弟般的爱尔兰人的脸，只是缺少阿伦一家那种善良、开朗和好奇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乖张的讽刺，似乎他已经见识了世上所有的坏事，而且不止一次。他一边的眉骨很久前曾经裂开过，脸颊泛着像是被风吹出来的红色，暗示着他要么相当健康，要么过于贪杯。他看上去是那种能一拳把你打进阴沟，然后翻身坐在你身上的人。我可没惹你，他爹，快下来，行行好。
“别给我出难题，你还是得出庭的，我们都知道。所以，别找麻烦。”
“先让我看看你的证件。”
他嘘了口气，眼珠骨碌一转，把手伸进衬衫口袋，取出个皮本子打开。里面是一枚徽章和印着相片的证件。我的新朋友叫乔治·福特曼，卡斯特尔县的副警长。相片照得平淡乏味，就像被袭击的受害人在警方的嫌疑犯名录上看到的那种。
“行了吧？”他问。
我接过他再次递过来的浅黄色文件平。我在读文件的时候，他站在那是展示凝固般的嘲笑。检察官司埃尔默·德金传唤我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他卡斯特尔—洛克的办公室去。上面说埃尔默·德金已被任命为小女孩凯拉·伊丽莎白·德沃尔的诉讼监护人。他希望就我可能了解的凯拉·伊丽莎白·德沃尔的情况听取一下我的证词。这个听证会是代表卡斯特尔县高级法院和法官诺贝尔·兰姆考特召开的。同席还有一名速记员。传票上明确写着这是一次法庭听证会，与原被都无关。
福特曼说：“我有责任提醒你，在下面这些情况下你会受到处罚——”
“谢了，就当你已经都告诉我了，行吗？我会去的。”我向车子做了一个请他走的手势。我极为反感……觉得自己被侵犯了。我从未出过庭，也不在乎出庭。
他走回车边，正要坐进去，突然停了一下，一条毛茸茸的胳膊从没关的车门上搭下来，劳力士表在阴沉的阳光下闪着微光。
“给你提个醒。”他说，接下来的话回答了我对他的全部怀疑。“别给德活尔先后找麻烦。”
“否则他会挤烂我，就像挤烂一只小虫。”我接茬说。
“什么？”
你难道不是想说‘让我给你个建议吧——别给德沃尔先生找麻烦，否则他会挤烂你，就像挤烂一只小虫’？“
从他脸上我能看到恼羞成怒的表情——他想说的的确和这非常接近。很显然，我们看过同一类的电影，包括所有那些罗伯特·德尼罗在里头演精神病人的片子，随后他的脸恢复了平静。
“噢，当然，你是那个作家。”他说。
“别人都这么说。”
“你能说出那些话是因为你是个作家。”
“当然，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不是吗？”
“而现在，你是个聪明的混蛋。”
“副警长，你为麦克斯·德沃尔干了多久？县治安办公室知道你的第二职业吗？”
“他们知道。这不是问题。你才是那个可能有麻烦的人，自作聪明的作家。”
我感到在我俩的对话降格为低俗的唾骂之前，该撤退了。
“请离开我的车道，副警长先生。”
他久久地瞪着我，显然搜肠刮肚地想找一句精彩的结束语，但没找到。他的确需要我这个自作聪明的作家帮帮他，仅此而已。“我星期五找你。”他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请我午餐？别担心，我这个人好打发。”
他微红的两颊变得更红了，我能想象出，如果他不放下酒瓶，六十岁时它们会是什么样子。他钻进福特车，狠狠地倒出我的车道，连车轮都抗议地吱吱叫。我站在原地看他离开。一见他倒上42号小路，我就进屋去了。我心想，福特曼副警长的第二职业一定薪资颇丰，要不怎么买得起劳力士。不过换个角度说，那表也可能是假的。
沉住气，迈克，乔的声音响起来。红布已经拿走了，没人在你眼前挥动任何东西，所以，沉住气——
我关掉她的声音。我不想沉住气，我想发作，有人侵犯了我。
我跨到大厅的写字桌前，乔和我过去总把要处理的文件（还有我们的桌面日程表，现在我想起这点了）放在桌上，我按住浅黄文件夹的一角，把传票钉在告示板上。大功告成后，我把拳头举到眼前，对着手上的结婚戒指望了一会儿，接着一拳打在书架旁边的墙上。这一拳足以震起一整排平装书。我想到玛蒂·德沃尔的宽松短裤和减价超市买来的罩衫，又想到她公公花四百二十五万美元买下的沃灵顿地产，妈的，只不过一挥笔签了张个人支票。我想起比尔·迪恩说的：怎么说那小女孩都要在加利福尼亚长大了。
我在房子里来回穿行踱步，任怒气渐渐消退，最后走到冰箱跟前。那一圈磁性冰箱贴还是老样子，但圈里的字母变了。不再是：
你好
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