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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当我带着《威胁行为》开车去联邦快递的办公室时，我还是有信心的。这本书写于一九九一年的秋天，曾是乔最喜欢的书之一。到一九九七年三月，当我带着《达西的追求者》驾车穿越湿冷的暴风雪时，信心已经丧失了不少。虽然当人们问我怎么样的时候（“最近写什么好书了吗”是问这个问题的最常用的说法），我仍然回答好、不错、是，最近写了不少好书，他们喋喋不休地追问着我。
哈罗德读过《达西的追求者》后，宣称这是我写过的最好的书，既是畅销书也是严肃文学，我吞吞吐吐地提出休息一年的想法。他立即用我最讨厌的问题来响应我：我还好吗？当然，我跟他说，一切都好，只是想放松一会儿。
接下来是哈罗德·奥布罗斯基专利式的沉默，这沉默传递的意思就是你正成为非常可恶的家伙，但因为哈罗德如此喜欢你，他正努力在想用可能的最温柔的方式来告诉你。这是不错的招数，可惜六年前我就看穿了。准确地说，是乔识破了这招。“他只是在假装同情，”她说，“他像以前那些黑帮电影中的一个警察，一直不开口，于是你就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结果是坦白了所有的事情。”
这次我没有开口——只是把话筒从右耳朵转到左耳朵，坐在办公椅里向后面摇了摇。当我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电脑上嵌在相框里的照片上——莎拉—拉弗斯，我们在黑迹湖边的房子。我已经几个世纪都没去那里了，有那么片刻我有意识地在想什么。
然后哈罗德的声音又回到我耳边——谨慎的、安慰的，一个理智的人的声音，试着说服一个疯子：他希望的东西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幻觉。“迈克，那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在你职业的这个阶段不是。”
“这不是一个阶段，”我说，“我在一九九一年达到高峰——从那时起，我的书的销售量没有什么真正的起伏。哈罗德，这是一个稳定时期。”
“是的，”他说，“达到这种稳定状态的作家就销售量来说只有两个选择——他们继续保持，或者走下坡路。”
那么我走下坡路，我想这么说……但没有说出来。我不想让哈罗德确切地知道这种状况有多深，或者我脚下的根基有多么不牢靠。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患有心跳过速——是的，我字面上是这个意思——几乎每一次我在电脑上打开Word6。0程序，看着空白的屏幕和闪烁的游标的时候。
“嗯，”我说，“好的，信息收到了。”
“你确定你好吗？”
“哈罗德，书读起来像我有问题吗？”
“可恶，没有——这是个很好的故事。我跟你说，你个人最好的。很好的读物，也触及严肃话题。如果索尔·贝娄写浪漫的县念小说，这就是他所写的。但是……你写下一本不会有问题吧，有吗？我知道你还在思念乔，见鬼，我们都——”
“不，”我说，“完全没有问题。”
随后又是那种长久的沉默。我忍住了。最后哈罗德说，“格里沙姆可以承受离开一年。克兰西可以。托马斯·哈里斯，长期的沉默是他的神秘感的一部分。但是你在哪里呢，生活比在巅峰时更艰难了，迈克。排行榜上的每个位子都有五个作家在抢。你知道他们是谁——每年中有三个月他们是你的邻居。有一些人爬上去了，帕特里夏·康薇尔靠着她最近的两本书爬上去，有一些人走下坡路，还有一些人比较稳定，像你。如果汤姆·克兰西离开五年，然后带着杰克·赖安回来，他还是很强，没有争论。如果你离开五年，也许你就再也回不来了。我的建议是——”
“趁热打铁。”
“我要说的话你先说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说再见。我坐在办公椅里又向后倚了倚——没到翻倒的地步但也差不多了——看着我们位于缅因州西部的度假屋的照片。莎拉—拉弗斯，有点像古老的“大厅和燕麦”乐团民谣的标题。乔曾经更喜欢它，真的，但只是多喜欢一点，那么我为什么一直不去看看？比尔·迪恩，房屋的看管人，每年春天拿下防风暴百叶窗，然后在秋天把它放上去，在秋天把管子里的水放干并确保抽水机在春天运转，他还检查发电机并留心所有的维护标签是最近的，在每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后把游泳浮板固定在离我们那一小块沙滩五十码左右的地方。
比尔在一九九六年初夏找人把烟囱清理了一下，虽然有两年或更长时间壁炉里没生过火了。我每个季度付他钱，在世界的那个角落，这是给看房人付钱的惯例；比尔·迪恩，一大群老兵中的一个，兑换着我的支票，从不问我为什么不再使用自己的地方。自从乔去世后，我到那里去过两三次，没一次过夜。比尔不问是好事，因为我不知道将如何回答他。一直到跟哈罗德谈话之前，我都没有真正考虑过莎拉—拉弗斯。
想到哈罗德，我的目光从照片上移开落回到电话上。想象着跟他说：那么我走下坡路了，那又怎样？世界末日到了？劳驾。我并没有一个妻子和家庭要供养——妻子死于药店的停车场，你看怪不怪（即或你不觉得怪），我们这么想要的也努力尝试了很久的孩子也跟她一起走了，我也不渴望名声——如果在《时代》周刊畅销书排行榜上恭排末尾的作家也能算著名的话——并且我睡觉不梦到读书俱乐部卖书。那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让我烦恼？
但我不能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就像放弃。因为没有我的妻子和工作，我是一个多余的男人，独自住在一所款项付清的大房子里，除了在午饭时做做报纸上的纵横字谜外无所事事。
我继续过着所谓的生活。我忘掉了莎拉—拉弗斯（或者我思想中不想去那里的那部分埋葬了这种想法），在德里度过了又一个闷热、难过的夏天。我在苹果笔记本电脑上安装了“语言专家”程序，开始制作我自己的纵横字谜。我在本地的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里担任了一个临时的职位，为在沃特维尔市举行的夏日艺术竞赛作裁判。我在电视上为本地的收容所做了一系列广告，它正摇摇晃晃地走向破产，然后在它的董事会任职了一会儿（在后面这个董事会的一次公共聚会上，一位妇女管我叫退货的朋友，我回答她说：“谢谢！我需要那样。”这句话引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掌声的意思）。我尝试了一些一对一的咨询，在约见五次后放弃了，认定顾问的问题比我的还糟。我赞助了一个亚洲的孩子，还在俱乐部打保龄球。
有时候我尝试着写作，每次我这样做的时候，我都会卡壳。有一次，当我努力逼出一两句话的时候（任何一句或两句，只要是我头脑中新鲜出炉的），我不得不抓起废纸篓吐了起来。我一直吐到人像死了一样……然后我真的爬着离开了我的桌子和电脑，手脚并用跪着把自己拖过厚厚的地毯。当我爬到房间另一边的时候，我感觉好些了。我甚至可以扭过头去看显示器屏幕。我只是不能靠近它。那天晚些时候，我闭着眼睛走近电脑然后关机。
暮夏的那些日子里，我越来越频繁地想到丹尼森·卡威利，帮助我联系哈罗德的写作课老师，他曾经批评过《两人行》，而且几乎没有赞扬之辞。卡威利曾说过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据说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和诗人托马斯·哈代。也许哈代确实说过，但我从未在别的地方见到过，在《马特利特名言录》中没有看到，我在《一落千丈》和《威胁行为》两本书出版间隙中读的哈代传遍中也没有。我曾想过卡威利也许自己编了这句话，然后说成是哈代的话好增加点分量。这是我自己不时用到的伎俩，我很不好意思说。
无论如何，当我和身体中的恐慌以及头脑中的僵硬的感觉作斗争时，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这句话。这句话似乎概括了我的绝望，以及越来越确信我将再也不能写作这件事（什么样的悲剧啊，带把的安德鲁斯被写作障碍击倒），正是这句话暗示了我为了改善状况而做的任何努力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即使能成功。
根据阴郁的老丹尼森·卡威利的观点，有抱负的小说家应该从一开始就理解小说的用意永远是超出他的把握的，这个工作是无意义的活动。“相比于真正在大地上行走并留下影子的最蠢笨的人，”我猜想哈代说，“小说里描写的最光辉的角色也不过是一袋骨头。”我理解这句话，因为这是我在这没完没了、装模作样的日子里体会到的感觉：一袋骨头。
第3章（下）
昨晚我梦到我又回到了曼德里庄园。
我从未读过比这句话更漂亮、更难以忘怀的英文小说起笔句。在一九九七年的秋天和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我有理由经常想起这句话。当然，我没有想到曼德里庄园，我想到了莎拉—拉弗斯，乔有时管它叫“隐居地”。我想，这对于一个远在缅因州西部树林里，甚至完全不在城里，而位于州地图上被标记为TR…90的一个零散地区的地方，是非常合适的描述。
这些梦中的最后一个是一个噩梦，但在那个梦之前，它们都有一种不真实的简单。我从这些梦中醒来，想打开卧室的灯，在再次入睡前重新证实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你们知道雷雨前空气是什么样的吗？万物是如何变得寂静的，色彩又是如何带着物体高烧时能见到的明亮变得醒目的？我在冬天关于莎拉—拉弗斯的梦就是像那样的，每个梦都留下一种并不是很不适的感觉。我又梦到了曼德里，我有时候会这样想，有时候我会躺在床上，灯开着，听着外面的风，看着卧室里阴暗的角落，并想丽贝卡·德温特不是在海湾，而是在莎拉—拉弗斯淹死的。她沉到水里，嘴里吐着气，双手乱挥，她奇异的黑眼睛里全是水，潜鸟在黄昏漠不关心地鸣叫。有时候我会起来喝一杯水。有时候我在再次确认自己在的地方后只是关掉灯，转身侧躺着，进入梦乡。
在白天，我完全不想莎拉—拉弗斯，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有些事非常不对劲，一个人在醒着和睡着的时候会如此分裂。
我想哈罗德·奥布罗斯基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打来的电话导致了这些梦。他打电话的表面理由是祝贺我即将出版的《达西的追求者》，这本书娱乐性非常强，但也包含一些特别引人深思的东西。我怀疑在他的日程表上至少还有一件其它的事——哈罗德经常这样的——我猜对了。他前一天和我的编辑黛布拉·温斯托克一起吃了饭，谈论一九九八年秋天的业务。
“看上去很挤，”他说，他是在指秋天的排行榜，特别是指榜上小说那一半。“有些令人惊奇的人加入。迪恩·昆土——”
“是的，但黛布拉听说这本书可能推迟，他想加一个章节，或一些内容。同样，还有一个人叫哈罗德·罗宾斯，他的《掠夺者》——”
“有什么了不起。”
“罗宾斯仍然拥有他的书迷，迈克，仍然有他的书迷。就像你自己不止一次地指出那样，小说家的生命周期很长。”
“嗯，”我把听筒换到另一个耳朵，向后靠在椅子上，眼睛瞄到桌子上相框中的莎拉—拉弗斯的照片。那天晚上在我的梦中，我将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