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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在外面，她谁也不让进来，谁要进来她就自杀。她要在这里陪他最后一个晚上。
她掏出包里的便笺纸，写下了国外银行的账户和密码，下面又重重地写了两个字：赎罪！
然后，吞了早已准备好的药——如果他活了，她也生；如果他死了，她也死……人死了，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吧！
外围的人在继续喊话，她毫无反应。特警从楼顶用望远镜察看，发现她一动不动地趴在他身上，有半个多小时了，便迅速通知楼下的人，人们上前去才发现，她服药自尽了。
初升的太阳照耀着V形楼的底部，那里的雪松已经被伐掉了，里面的小水池也被拆除。
上班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了，一边走一边议论：“昨天下午欧阳副市长刚在这里跳楼自杀，傍晚肖阳也在这里跳楼自杀了，真不吉利！”
“是啊，据说欧阳副市长跳楼，没几个人看见。报警后公安局十分钟内就把人抬走了，清理了现场，行管局也把小水池给拆了，说要种草坪还没种呢，肖阳又跳了。”
“两条人命啊……”
一块长方形的带着绿色纹理的石板，静静地躺在山崖底下。它在这里多久了？从被扔下来到现在，有一年了？两年了？它的周围长满了杂草。
一天，从上面掉下了一个人，摔得血肉模糊。一小时后，流出的鲜血像有魔力般汇集在一起，又流回了那人的身体。那个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我百无聊赖地坐在店门口，看着对面的肯德基门口不停有人进出，琢磨着，要不干脆过段时间把这店改成餐馆？
两年前我盘下这个小照相馆的时候，正恋爱到失去理智，没考虑太多，就跟着女友到了这个不是很熟悉的小城市，结果不到一年就又变成单身了。
小城市的节奏舒缓平淡，这么两年过下来，我开始觉得这样的生活也着实有些乏味，虽然暂时还不缺钱，但每天给不同的人拍傻乎乎的证件照，真是无聊透顶。
这家小照相馆是在一条小巷的巷口，外墙的砖头已经斑驳不堪，墙上还有爬山虎一类的绿色植物。这条街若放在大城市里，肯定要么就被当做古迹变成旅游景点，要么早就被拆迁盖高楼了。
叹了口气，我闭上眼盘算今后怎么打算，总不能守着这旧铺子过一辈子吧？
正想着，听到刹车声，一辆车停在了店门口。照相馆虽然很破旧，但位置不错，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所以，每个月还是有不少生意。我心想多半又是问路的，也懒得抬头去看。后面的巷子幽深曲折，不熟悉这片的人到这总得犯迷糊。
车上下来几个人，脚步声直接来到我旁边，却没说话。过了十来秒我实在忍不住，睁开眼一看，是四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正呆呆地看着店门口那块“友谊照相馆”的老招牌。我扫了一眼，发现他们身上穿的西装都价值不菲，身旁那辆车还是奔驰，当前一个大老板模样的男人手上却拎着一瓶红星二锅头，超市最便宜的那种。
我摸不清是什么状况，这种人就算要拍证件照也不会跑到我这小店里来啊，难道是房地产老总来视察？这一片准备拆迁了？
正胡思乱想着，前面那人开口了：“老板，这里还能照相吧？”
我点点头：“能，能，您几位请进。”把他们领进后面的拍摄间，把灯光打上，问道，“是拍白底的还是红底的？彩色还是黑白？”心想估计这几个人是开车到这，忽然想起要办什么证件，才停车下来吧。
中年男人只是“嗯”了一声，说道：“黑白的。”然后四处打量着房间里的摆设，说道，“老板，拿椅子来。”
我看着他身后那个椅子，犹疑地问道：“在您身后呢。”他摇了摇头：“再拿两个。”看来是要拍集体照了，我没作声，转身出去把店里前厅放着的椅子也拿了进来，背后隐约传来他们的对话：“这照相馆30年了居然没怎么变啊”“是啊，真是难得……”
他们把三个椅子仔细放成一排，两个人分别坐在左右两个凳子上，另外两个人站在他们身后。当中的那个椅子空着，却放着那瓶他们带来的二锅头。
我看着，心中充满了尊敬，因为我大致已经猜测到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就像网上经常流传的那些老照片一样，很多年过去了，同样场景的两张照片，却已经物是人非。
甚至我能猜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30年前，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在一起参军之前满怀豪气地拍了一张集体照；30年后，却有一个年轻人，没有机会变成中年人了……
他们付钱的时候，我小心委婉地询问求证了一下。那个拎着酒进来的中年男人也许是心情不错，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发黄的老相片。果然是一模一样的场景，当中坐着的那个年轻人笑得很开心，两边脸上都有酒窝，看起来很帅气。
我叹了一口气，道：“大叔，你们的兄弟情义真是……”那中年人看了我一眼，不置可否，拿过照片就走了。
几个男人上了奔驰车离去后，我坐在店门口，心里充满了感慨。尽管这是别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但是岁月的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两个场景不停在我脑中闪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和嗟叹。
接下来一直没有生意，我就坐在门口发呆。回过神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伸了个懒腰，努力抛开这种莫名的情绪，想着要不晚上就去肯德基对付一下。
这时一个老头走进店里，看里面没人，又折回来到我面前，怯生生抬头看了一眼照相馆的招牌，问道：“老板，这里能照相不？”
他看起来将近60了，一脸被生活打磨出来的愁苦皱纹，穿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提着一个鼓囊囊的蛇皮袋，配上窘迫的表情，让人有些同情。我点点头：“正准备关门，您快点吧。”
老头跟着我进屋，我打开照相机，却发现那三个椅子都还在，正准备去搬开，那老头却忽然开口：“老板，不用搬，就这样，刚好。”
说完，他就坐到了中间的那把椅子上，然后从蛇皮袋里一瓶一瓶地往外掏出四瓶二锅头，也是超市里卖的最便宜的那种红星二锅头。接着他把白酒左边两瓶右边两瓶地放在了椅子上，整了整衣服，挺直了背。
我按捺住心里的疑惑，凑到照相机跟前，指挥道：“您脑袋往左偏一点，对，稍微放松一下，好的。准备，笑一个。”
老头老实地听着我的指挥，咧开嘴笑起来。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我忽然发现，他笑起来两边的脸上都有酒窝，看起来无比熟悉。
第51章 囚禁
他被关进那里的前五年，一直浑浑噩噩，客观来说，囚禁他的并非那些围墙和铁栅栏，而首先是他行尸走肉的身体。但从第六年开始，他逐渐有了好转的迹象，可那些痛苦的回忆也随之像虫子似的苏醒，时常让他在半夜里号哭起来。他没有一天不想到自杀，但每每又胆怯，他胆怯的不是死亡，而是其他。第八年头上，他设法逃了出来，凭着一丝残存的记忆，他找到了那栋居民楼，也找到了那扇墨绿色的防盗门，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钥匙了。他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往事再次像滚滚黑烟般袭来，迫使他惊慌失措地离开。他找到一位朋友，朋友对他的出现表现出了足够的惊讶，但还是借了一些钱给他，他用这些钱购买了一些需要用到的物件，其中最长的一件是把硬木柄的水果刀。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其中一小部分还是推测的产物，但我确定他没有使用那把水果刀，那个身患绝症的老人是被他用手掐死的。我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警察。老人躺在病床上，看上去很安详，只是脖子上那两块黑紫色的斑显得有些突兀。我在老人的右手里发现了一个白色的信封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扇孤零零的防盗门，门牌号是428，照片背后有一个手写的地址，信封里装着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这么多年，你原谅我了吗？如果是，就让我知道。
信和照片都是凶手带来的，这一点病房里的监控录像交代得很清楚：他推门进来，站在病床前同老人交谈了十分钟，遗憾的是录像里没有声音，我很难判断在这十分钟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谋杀很快就开始了，我没看到老人有任何挣扎，约摸过了两分钟，他直起身，从口袋里拿出信封和照片放进尸体的手里，离开了病房。
当时我尚未得知真相，因此这起谋杀案起初给我的最大感受是离奇：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闯进医院的单人病房，杀死了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还在他手里留下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和一张奇怪的照片，这太像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了，他干吗要杀他呢？反正他也快死了。
我循着照片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扇门，敲了一阵，毫无反应，倒是隔壁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他怒气冲冲地告诉我不要敲了，因为那套房子早就没人住了。“女的和小孩都死了，男的送精神病院七八年了。”他说。我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他翻翻眼珠，看上去打算关门，我只好亮出证件，促使他不管是否情愿，都必须和我谈一谈。
两天后，当我们抓到凶手时，这个发疯后砍死了妻子和孩子的男人正在护城河边游荡着，他的眼神有一点发直，呆滞里隐约闪烁着一丝忧伤，就像脏水里游着的一尾病鱼。
我问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个身患绝症的老人。
“是他自己同意的，”他像是在为自己辩解，“我找到他，一说他就同意了，他说他早就想死了，要是他不同意，我会去找其他人的。”
“为什么要杀他？”我加重语气又问了一次。
他胆怯地朝椅背缩了缩，听起来仍旧像是答非所问：“我想知道我的妻子是否可以原谅我，如果她原谅我，我就可以放心去死了，那样我就不怕见到她了。如果她不原谅，我只好继续活着，尽量延迟和她见面的时间。所以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专门问这件事，”他像个正常人那样对我笑了笑，“这样，我就需要一个信差。”
第52章 点灯
我一直记得那个晚上，无论我在什么地方。
那晚暴雨如注，雨打瓦片怪声桀桀，到处黑得要命，只有老祖母提着的防风马灯，不紧不慢地映出昏黄的光。
看着老祖母严肃静穆的侧脸，再看看阴沉沉的远处，我的内心比以往哪次都害怕。从五岁到现在，三年了。虽然她总说再不带着我点灯，就没人会接着点了——这话听起来又沉重又辛酸——但我还是不喜欢每到天黑透，她就带着我在每条过道、每个房间倒油点灯。
而且，每次走在黑暗里，我总感觉有什么跟在了后头。那晚，我的脊背尤其发凉，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阿嬷，为什么我们要点那么多灯？这房子里又没有别人。”
老祖母立即转过头，狠狠地瞪我，我一下住了口。她的眼睛在老花镜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警惕和严厉。
我们没再说任何话，依照老路线把三进宅院的所有油灯点了个遍。中间我哆嗦着手，竟是好几次没擦着火柴——我是那样急怕，老祖母却静静看着，没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