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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1977年年底的时候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次全国大学招生考试，半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978年的夏天，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当时我在中学，我记得是78级，按时间推算应该是要到1979年才参加考试，因为自己原来一直在家里，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学习，一些课程走在学校之前，就向学校提出说我是不是能够提前考大学。黄浦区当时作了一个选拔考试，也就是在各个中学非应届的学生当中抽了大概100多个同学考了数理化三门，据说是选了前十名，非正式的消息说我大概是第五名，那么只有进入前十名以后，你才能够正式报名去参加1978年的高考。
叶蓉：其实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大学的都是老三届，或者说是往届生居多，应届生本身就少，何况您还是提前考，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张达：说老实话，当时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当然很希望能够考上，因为既然已经提出这个要求，总不能败下阵来，但是心理压力又不是很大，因为今年考不上明年还可以重考，所以当时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好像还是能够基本上做到没有影响很多的社会工作，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父亲对我一种鼓励吧，因为家里所布置安排的作业已经够多了，在学校里就不用扎在书堆里面，所以希望能够参加一下其他的活动。
叶蓉：我很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报道，它里面这样讲：“张达在学校里是一个班干部，又是学校的文艺小分队的骨干，工作忙，社会活动多，但他坚持每天晚上学习到很晚。”工作忙您都忙些什么？
张达：当时可能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吧，我记得我好像是学习委员；文艺小分队肯定也是因为当时希望有一技之长吧，这肯定又跟“四人帮”粉碎之前所谓家里长子要上山下乡有关，当时我也是自学拉二胡。
叶蓉：会拉二胡？
张达：会拉二胡、会吹口琴，这些都是自己当时花业余时间自学成才的。
叶蓉：您刚才说文革期间上山下乡，那跟拉二胡学口琴有什么关系？
张达：可能是寻找一种办法，逃避最后下农田做体力活的一种办法，因为长子下面有一个妹妹，估计假如“四人帮”没有粉碎，上山下乡还是继续的话肯定会轮到自己。
复旦生活
叶蓉：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总是这样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全面发展，多学一些东西，我们知道您这个高考一试便中，还记得自己高考考了多少分吗？
张达：记得一共是429。5分，当时是五个科目，有数理化，语文和政治。
叶蓉：您要告诉我们的是当时的录取本科线是多少？
张达：当时好像没有一个绝对的，因为当时整个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
叶蓉：我那会儿还很小，但我知道那会儿有些人考100多分，最后都能去读个书。您的数理化考得非常的不一般，能告诉我们数理化三门功课考了多少分？
张达：280分。
叶蓉：我帮您算了一下，平均94分那样子，这个是今天听起来都非常惊人的。拿到自己第一志愿复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全家人是不是特别高兴？
张达：当时还没有录取通知书，就是学校跑到家里来说你被录取了，我记得好像是10月3号到复旦大学去报道就完了。
叶蓉：我觉得那会儿孩子思想都特别单纯，所以那种气氛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那会儿校园更像象牙塔，我一直想问您跟复旦的感情是怎样的？
张达：当时我入学复旦以后就开始了正常的大学生的生活，后来知道国家在跟一些国外的教育部在谈派遣留学生的一个计划，1978年我们入学复旦以后的几个月里面，陆陆续续有好几个同学被调走了，所以我在复旦只待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1979年暑假结束，大家又回到学校的时候，大概刚刚回去两个星期，我和其他两位同被挑出来，当时被问了两个问题，说第一你愿不愿意出国，那么愿意；另外就是很有可能你会放弃你现在所学的专业，根据国家的安排，你会被安排学一个别的专业，当时的回答说是的。还有好像我记得一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放弃在复旦的户口，因为户口当时还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假如说不行的话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但是我们当时都说愿意。
叶蓉：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们知道其实那会儿国门是刚刚打开，那会儿外国在普通老百姓的脑海里面还是神秘莫测的。
张达：因为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德国老师，那个时候在国内大概见到几个外国人都很少。
叶蓉：很稀奇的。
张达：我们有机会跟这些老师每天上课打交道，课余大家交谈，本身在大学里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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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蓉：大概你们那个群体有多少人？
张达：100个。
叶蓉：您刚才谈到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学校的其他同学看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张达：开始没有，开始还是比较简单，可能因为我们的任务不一样，我们主要是学外语，我们的一些所谓的装备比较好一点，我们的同学都花钱买了磁带的录音机，卡式录音机。
叶蓉：那你们当时所有的学杂费都已经完全是国家一手包了？
张达：对，讲到特殊的群体还有过一些笑话了，因为出国前有一段时间要进行政治学习，有很多国外回来的外交官对我们作一些国外各方面情况的介绍，然后国家也给每个人出钱置装，我记得每人做了两套西装，还有卡其布的牛仔裤，后来闹了一个笑话就是有些同学做完以后就在校园里面把这个牛仔裤穿上了，就是倒喇叭裤那种，在学校引起了一些波动，因为这样的话就更显特殊了。
叶蓉：这算不算奇装异服？
张达：对，所以后来在星期五，那个时候星期五下午的政治学习时老师专门提到这个问题，虽然国家出钱为你们做了这些衣服，但是这些衣服是希望你们到国外以后才穿的，希望不要在出国之前就穿上。闹过这样一些笑话。
叶蓉：我知道有关于流行歌曲的讨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
张达：对，当时正好是70年代末，刚刚开始有一些港台的流行歌曲，我记得那个时候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邓丽君的一些歌，当时还定义为靡靡之音，有些歌曲像我记得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是带一些政治背景的，在复旦，同济都有黑板报上讨论这些歌是不是该听。
广场上的集会
叶蓉：当时，刚刚到那个城市以后适应生活和学习快吗？
张达：从生活上来讲因为我们当时都是20左右，甚至20不到的这么一个年龄，我们一起去的都还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从早到晚就是念书，中午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晚饭就非常简单，偶尔学校也有提供晚餐在学校食堂，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就会去下个面条，非常简单。惟一比较难过的就是周末，因为德国是一个宗教国家，星期天它所有的商店都是不开门的，当时的星期六也只是开到下午两点钟左右就都关门了。
叶蓉：那你们的周末是怎么安排的？
张达：因为只有星期六可以买一些食品，采购一些东西，当时大家约好说是不是每个星期六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大家聚一聚，交流一下，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六个同学，但不一定六个人都来，可能加一些其他的进修老师。但后来这个群体越来越大，有一次我记得突然那个星期六冒出来三十几个人，在一个广场上面突然冒出三十几个黄种人，很多德国人就问，你们是不是要游行啊，我说不是。因为很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就觉得是要搞一个什么集会，从那以后大家说算了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机会，别的时间，别的地点。
叶蓉：他们说德国人听张达博士打电话，他不会知道这是外国人，一个中国人。
张达：是的，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当时在做博士论文后期，因为需要跟一些化学药品供应商联系，打过去跟他们讲了一大通，我要买什么样的药品，我需要什么什么，最后他们说你留一个名字吧，我就报了我的张达，他说你再说一遍，我拼给他，他说你不是德国人，我说我不是德国人，他说我跟你说了半天以为你是德国人，可能我的口音的模仿能力比较强一点，所以能够以假乱真。
叶蓉：德国人给中国人的印象比较严谨刻板，甚至是死板，当然也会有一种日耳曼人的偏见，那您在接触这些德国人的时候感觉强烈吗？
张达：还是很强烈，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他们觉得很神秘，因为中国的文字语言、中国的历史他们知道的很少，而且没有这样的机会，哪怕是现在的信息交流这么发达，但他们可能还是带着一种自己特有的有色眼镜来看这些事情，这个我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叶蓉：您在德国待了十年，从1980年到1990年，从年龄上是从您的20岁到30岁，这十年应该是人生当中最黄金的十年，您怎么看待您这十年的生活学习？
张达：这个十年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整体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阶段，我的很多的脾气、性格、作风也就是那个时候所形成的，相对来讲我很讲究准时，开会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迟到，我不希望大家开会的时候还接听手机，因为假如有九个人坐在这里，另一个同事迟到3分钟，我的计算是他浪费了大家27分钟。我想这一些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也是德国的文化所带来的烙印，我很讲究逻辑性，讲话比较慢，思路要理清楚，要严谨，不大轻易答应别人，因为我认为我答应了就是一种承诺，既然已经承诺了我就应该做到，这可能是这个十年对我的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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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浪漫的事
叶蓉：您在德国生活了十年，在这个中间完成了您自己人生的一件大事，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张达：1986年年初的时候我回上海，当时是我的硕士论文的结束，博士论文还没有开始，当时回到上海以后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我的太太。说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同济大学跟达姆斯塔特大学是最早的中德姐妹学校，它有很多的学术交流人员的来往，所以当时达姆斯塔特也有很多同济大学去的老师，其中有一位就是化学系的陈老师，现在是我的岳母。
叶蓉：我懂您的意思，就是先认识岳母，再认识太太。
张达：从时间顺序上来讲是这样。我跟陈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包括也跟同济大学其他的一些老师，所以每次回国我都去学校看他们。记得我是一月中旬回到上海，二月底回德国，那个时间应该正好是学校放寒假的时候，所以可能是去学校碰不着她，就去了她家里，去了家里以后就认识了她的女儿，开始注意力的转移或者注意力的分散。
叶蓉：陈老师说，以前每次回来就看我一回，怎么这次回来老上我们家来看我了……
张达：那是后来的事情。
叶蓉：那后来您说您很快就回到了德国，那么之后联系是靠书信？
张达：对，全部靠书信，因为当时没有电话，更没有现在的Email，大家都是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