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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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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4世纪,西欧人才从阿拉伯人手里得到火药,而把它运用到军事上,于是火器出现了。当时的工业生产了火药和火器,作战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变更(引进火器一一正如恩格斯所说不但革命地影响了作战,而且还影响于统治阶级及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那时城市市民(资产阶级)有金钱,有工业能够制造火器枪和炮,“在一个时期,王权利用市民等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抵制别一个等级”(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巷第204页)。那时候就依靠城市用大炮轰倒贵族堡垒的城墙,用枪弹打穿武士的盔甲,于是贵族统治也随着崩溃了。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步兵与炮兵的作用也逐日增高,在炮兵逼迫下产生了工兵。但炮还是不能转动的,枪还是从前面装子弹、直枪托、不能瞄准的火绳枪。到了 18世纪初,火绳枪才装上刺刀,代替步兵装备中的长矛。那时兵士是雇佣的和强迫编成的俘虏,军官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利益, 以鞭挞来统治军队。适应这种军事技术与军队机构的战斗队形是直线中空的方阵,利用这种火器与这一队形作战的战术,就是“直线战术”(或称“横队战术”),这一战术,在腓得烈二世手上得到最高的完成。

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里诞生,其初期资产阶级以第三等级的资格与封建贵族与地主对立,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及民族民主战争,但也参杂发生着侵略他国领土的战争。这时在生产力上出现了机器武装的工厂及使用机器的农业。在这提高了的生产力之基础上,作战工具也进步了,产生了曲的枪托能瞄准的从后面纳子弹的来复枪,和大速度的炮车。不过作战工具的改良,并不马上反映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将军们脑子里。所以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中,英国将军们仍然用18世纪的直线的方阵作战,就被隐蔽在森林中的美国的流动散兵所击败。这种隐蔽的散兵战术,与我国“蛮子战术”差不多,可以看作一种游击战争的战法,它是由美国的猎人自然地发明出来,“这种新的作战方式,是兵士成分改变的结果。”(同上书第208页)法国革命创造了散兵队与纵队配合的纵队战术。这一战术由拿破仑所规定,它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士兵成分的改变,也因为有了轻快的炮车与曲枪托能瞄准的来复枪为基础。普鲁士之采用后备军制度,及采用新的后膛来复枪,成为1866年战胜奥国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生产的进步,武器的改良,到了普法战争(1870—1871年)时,双方却开始用后膛来复枪了,于是普军于8月)8日圣拍利弗战斗中,由于依旧使用连的纵队,以至五个团的兵力(1。5万余人),只在两小时之内就死伤了三分之一(5000余人)。 军队被迫散开了,这种自行分散是兵士们的自发行动,不管指挥官如何认为是破坏秩序而加以禁止,这种兵士的自发行动“胜利地支持了这一战争”,也从此产生了散兵战术。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最发展的国度里,资产阶级代替贵族而成了统治阶级,资本主义也逐渐走上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各列强之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起来,而产生帝国主义时代的三类战争:

(一)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帝国主义战争;

(二)无产阶级革命或保 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

(三) 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这时,在帝国主义国家 内生产力是高度发展了。随着机器工业的进步,自动火器发达了,运动性加大了,这使得散兵线式战术进而为纵深战术。又随着航空工业与造船业之发展,民用飞机变成军用飞机,由曳重机而发明坦克,由汽车而有装甲汽车,由火车而有装甲列车,由战艇而生潜艇,由飞机而生炸弹……,所有这些,又使陆战与海战,由平面战争变成立体战争。这些都还是过去的事情。最近,为对付钢骨水泥的坚固工事,发明了特种炮与特种炮弹。机器工业与汽车工业之高度发展,推动了军队的机械化摩托化;铁路、公路的发达,便于广大军队的运动与集中;航空工业之发展,是巨大空军的基础;电器工业之发达,又保障了广泛无线电指挥的可能^所有这些生产方法上的进步,才产生了最近德国的闪击战。

由上述这些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到作战方法基本上是由生产方法决定的。因此战争基本上是依据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要研究任何时代的战争,都必须先研究该时代的经济状况。由上述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到在生产工具与交通工具的进步的基础上,才产生作战工具的进步,而作战工具又是由前两者转化而来。这种转化,都是离开人们的意志而发生,开始时由于偶然的试用或临时的应用,然后才逐渐转到有意识的使用与改造。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作战工具也进步了,战争也发展了(特别是各国经济的联系,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地要扩大与持久)但是战争不能毁灭全人类,相反地其发展的前途只有毁灭其自身。恩格斯早已说:“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己毁灭的萌芽。各国之 ;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愈来愈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愈来愈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行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一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同上书第210页)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更是这样,我们试看最近各帝国主义国家里政治之法西斯化,经济之战时化,巳成普遍的现象,所以这种时机更快要到来。我们进行革命战争,正是促使 敌寇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起来实行“自己的意志”。

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及其将军们,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军事上 的一切进步最基本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总是把兵器之发展 和战术之进步,归功于科学的进步。表面看起来,也有它浅近的道 理,但是他们的理论,为的是说明一切军事上的进步,都应归功于资 产阶级的科学家,其实连科学本身的进步,也还依靠于生产方法,首 先是生产力之进步。这种最基础的进步,是劳动阶级的血汗造成的。 唯心论的撒谎,绝不能掩盖铁的事实。

日人吉永说:“作为近代武力战的担当者的兵器,是存在于近代 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事,是不待言的……兵器实在是代表当时科学发 展的最高峰。……不论是一枝步枪一把大刀都是随着科学的进步而 进步而改善的。”(吉永义尊:《近代战争与兵器》,原文见曰本《改造 杂志》1939年11月号,译文见《新军》第二卷第五期)虽然他也懂得 “……平时的化学工业就可变为战时的国防化学,……机械化部队 之所以能奋其淫威,也不外是汽车工业政策的成功”,但他不愿意把 生产力进步为军事以至其他科学进步的根本推动力的本质与事实, 指明出来。

白崇禧将军谈到抗战与军训时,也仅仅指出战术随科学的进步 而进步。他说:“作战之要求又随着科学而日益进步,无论古今中外 可说是一致的,至于战术方面,则随时代的进步而革新。科学既曰益 进步,而兵器的科学化影响于战术的改变甚巨。譬如:过去的横队战 术变成纵队战术,密集战术变成疏开战术,平面战术变成立体战术, 都因兵器革命装备改良的关系……”(《抗战三年来之军训》,见《中 苏文化》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

其实这仅能一般说明战术的时代性一点,至于民族性革命性阶 级性等则都不能说明。在科学水准差不多的诸国家间,其战术为什 么也有不同呢?科学的进步又从何而来呢?我国科学又为什么不进 步呢?为什么同一时代同一国家又有不同的战略战术呢?这种问题 之解答,需要看战争的性质,战争的政治目的,各该国家的经济状况、 政治状况与自然条件等等具体条件,即敌对双方有关战力诸因素之 对比。则敌方的战略战术而定。所以战略战术(作战方法)改变的基础,一般说来应向生产方法(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去找寻。 否则却不免同杜林等一样,陷入唯心论的错误中。

但是在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同一国度内,还会因战争性质的差异,及进行战争的军队机构与领导阶级的不同,产生两种极不相同的作战方法,因而也产生出两种极不相同的战略战术的思想与理论。一种是旧的没落的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战法,另一种是新的新兴的革命阶级的战法。这种新的革命的战略战术,有两个阶段两种形式:初期阶段,是游击战;较高阶段,是正规战。列宁在论《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中提到这个名词。他说:“……因为莫斯科巳经着手提出‘新式的巷战战术’,这个战术就是游击战的战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说到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时,也说到游击战争的概念,他说:“…… 我们能够运用过去……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相互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但是游击战争不是独立的战争形式,“它是战争中的一个形式 与一个阶段,而且从基本上说来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形式与一个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广当革命力量生长壮大到一定程度时,革命战争也随之发展到新的阶段。用新的形式即正规战(以运动战为主)的形式,配合以游击战,来同敌人作战。但在有些革命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同时存在,如现在的抗日战争。

这样革命阶级的作战方法,不但依据于原有的社会生产力,同时 更依据于新的革命的政治。唯心论者强调精神的作用,他们错误的 主要来源是忽视或害怕民众力量;所以他们不能真正了解革命战法 的基础。机械论者也不懂得这一点,“潜在武力”论者的错误,基本 的从这里发生,在思想方法上它是片面地了解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而 忘记与抹杀其他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政治的因素。

当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后,在讨论所谓“军缩”的强盗会议中,对于“军备”的定义,及随之而生的“潜在武力”(或译“战斗潜伏

力”)的定义与界说,引起了许多争论,以后于1931年由“国际议会联盟”发表了一本由资产阶级将军、经济学者、化学家、评论家们,集 体写作的《未来战争的性质》一书,里面有三篇专门关于“潜在武力”的论文,作者为法国经济学教授威廉瓦尔特(Willim Ovalld)、德国孟塞尔(Max de Montgelag)将军。此外还有其他同类的著作。在苏联 莎维兹基的《战争经济学》序文中,巳给予了基本上正确的批评。莎氏说:“对战争之社会的性质之完全无理解,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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