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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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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说完,朝门外挥手做了个退下的姿势。毛人凤表白一番,诺诺而退。
  一场残酷的追杀开始了。
  罗隆基、张澜、史良、黄炎培被软禁;荣德生、顾毓权两大亨绝望地枯坐。
  在公馆里,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回到毛森的公馆,毛人凤情绪跌落到了冰点。毛森见叔叔如此沮丧,知道他又遇到了天大的麻烦。他小心翼翼地问道:“阿叔,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毛人凤叹了口气,“我们越来越不行了。总裁意思,一定要杀他两个。”
  毛森赶紧表白道:“侄儿愿意效犬马之劳。”
  “好,马上扣押张澜、罗隆基、黄炎培。”
  4月23日。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从南京总统府的旗杆顶上被抛落下来,一面火焰般鲜艳的红旗升了上去。白云蓝天。风展红旗。虽然国共的决战,大局已定;而黎明前夕的激战仍在血雨腥风地进行。坚守在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毛人凤已得到蒋介石密电:“……所有在押共产党员、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保释出去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给共产党留下活口……”
  电话铃响。毛森请示道:“阿叔,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都啥时候了,还要我教你吗?”毛人凤一接听就光火,“别等了,马上逮捕张澜、罗隆基,听候老头子发落。再出意外,我拿你毛森局长是问!”
  搁下电话,他取过一份要立即处决的黑名册,用手指点着细数了开来。上海警备司令部方面,警备司令陈大庆不敢稍有延缓,紧急召开稽查处与警备大队会议。
  陈大庆一脸正色道:“……情势很危急,解放军开始攻打上海,不论成败,我们不能给共产党留下他们需要的人。”
  毛森接口道:“虹桥疗养院的张澜、罗隆基尤其要加紧处置!”
  陈大庆一锤敲定,“马上逮捕!是送台湾,还是就地解决,听候总裁训示。行动!”
  紧急会议一散,三辆军用吉普车鱼贯而出,风驰至上海虹桥疗养院,一些病人与路客见状无不悚然!
  不远处,抓捕人的警车声不时可闻。正在一楼门诊的郑定竹医生不意间从窗户里发现,吉普车上跳下一个身材奇高奇大的黑脸警官,随即从中小吉普车里接踵跳下十几个武装的军警,直扑住院楼。
  郑定竹心下猛地一沉,下意识地站了起来。那黑脸大汉一到住院楼楼口,就命令两名手下:“不准任何人进出!”大汉叫阎锦文,警备三大队大队副,时年三十余。
上海的黄昏(4)
  两军警挺身应命:“是。”进出的病人与医生护士一个个大惊失色!另一队武装军警直趋楼内,在木楼梯上“咚咚”地迅跑,惊吓得楼道中人纷纷避让。
  “抓人?”“抓到医院里来了?”“难道是……”避让的人们不期而然,将紧张的目光不由投向二楼。阎锦文上得二楼,一眼瞄定楼口上的205房号,手枪一指:“一组,抓罗隆基;二组,跟我来——”205的房门被踹开了。
  但闻房内罗隆基的声音:“干什么?你们……”军警的声音:“跟我们走!”阎锦文自己两步来到相邻的206病房,一脚踹开房门。病房里,张澜正坐在椅上看《墨子》,见闯来一个黑脸大汉,瞪着眼,横着枪,凶神恶煞一般,心下顿自一抽,但仍未起身。阎锦文喝令着:“起来,跟我走!”
  “去哪里?”
  “去了你就晓得!”张澜心里明白,蒋介石下手了!他手杖一拄道:“你们凭什么抓人?我张澜犯了哪条国法?”
  阎锦文哪有心思饶舌?!冷冷道:“我们是奉命行事。带走!”张澜眼里燃出火,手杖重重一顿,“无缘无故,无凭无据,就跑到医院里来抓人,你们还有没有国法?”不谅发起火来的老夫子居然有这等气势,莫说手下,就是连阎锦文这名黑脸大汉也暗暗一惊。隔壁房里也传来罗隆基与军警的争辩声。门口虽有军警,还是围聚着一些个胆大的护士、病友,“老先生是病人,你们不能这样。”“要抓也得等看好病嘛!”
  “就是。”
  “……”阎锦文手枪一指,“再闹,连你们也抓走!”围聚的人们哑口了。军警驱喝着,“还不走?!”阎锦文挥手冲下属一拨道:“押走!”
  张澜手杖在地板上又两顿,断然回敬,“我哪里也不去。要杀头,就在这里!”语一出,众人皆愕然。不曾预料的阎锦文也不由得掂量起眼皮下这个老夫子来,“看不出你老还有这倔脾气?老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请不要为难……”
  这时郑定竹从人丛里挤了出来。军警枪一横喝止,“站住!”郑定竹自我介绍道:“我是这里的医生,叫郑定竹,丁院长去欧洲考察,现在我负责。”
  阎锦文手枪一拨道:“不关你的事。我们在执行公务。给我带走!”
  郑定竹扬臂阻止道:“不能带走。张老先生和隔壁罗先生都是重病人。”
  阎锦文冷笑着,“‘重病人’?是避难人吧!”
  他眼光里的厉气直逼郑定竹。郑定竹是有备而来,将手里的两份病历卡一亮,又道:“我不懂政治,只会看病,这位张老先生患的齿槽脓肿、尿道炎,眼睛不好,还半身不遂。”
  阎锦文抓过来一看,又瞟一眼张澜。此时护士长也挤身进来,扶张澜坐回椅子上。阎锦文抬眼往隔壁一睃,叮问:“隔壁那个什么病?”
  郑定竹又亮出另一份病历卡,“罗先生患的是肺结核、糖尿病。喏,上面都记着。”阎锦文审看着,一时有点拿捏不定。郑定竹攫住时机直言:“就是监牢里的犯人还能保外就医,何况他们两位本就是住院的重病人;你要是带走他俩,他俩就会有生命危险,谁敢负这个责?!”
  张澜气呼呼地说道:“郑医生,我哪里也不去,要杀头,当着大家的面;我不喜欢背地里被人捅刀。”郑定竹不能不被张澜的气度感染,立马回复阎锦文:“这样,我以身家性命担保!”
  阎锦文犯难了。他不得不避开众人,独自来护士办公室电话请示:“……病倒是不假。我怕万一真在看守所死了,上头又要带人去台湾,那我、你局长怕都担待不起呀!……是。”
  他回到205病房时,郑定竹已经写好了一份担保书交给阎锦文:“我的车子、房子、一个老婆、三个孩子,全都押上了。”阎锦文匪夷所思的目光又在郑定竹脸上盘旋了几圈,将担保书揣入衣兜。随即通知郑定竹:“205房的人,并到206房去。”
  阎锦文转过身又厉色交代手下,“从现在起,一组、二组你们二十四小时轮流监视,任何人不得接触里面的人——”
  两组组长着即应命:“是!”
  罗隆基见此情景,不由仰头兴叹,“看来,也只有‘浴火重生’这一条路了!那就快来吧!”
  其实,罗隆基在心中根本没有料到蒋介石会真对自己下毒手。早在1946年10月下旬,人们翘首企盼的所谓南京“第三方面”和谈又失败了,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大都去了上海,只有充当“第三方面”发言人的罗隆基仍然坚守在南京民盟总部应付日常工作。
  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谈判失败,和平无望。美国特使马歇尔于次年1月29日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2日,中共也发表了京沪渝等地的中共人员撤离的声明。周恩来在南京新街口中国交通银行三楼会客室约见了罗隆基,对和谈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交谈,并委托民盟代为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的遗留财产。
  当时,罗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托,并于1947年3月6日在《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紧急声明:
  “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在各地之房产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先将南京各种财产造册点数,并请林秉奇律师做证。除分函政府各有机关备查处,特登报声明如上——罗隆基3月6日。”
上海的黄昏(5)
  国共和谈失败,中共代表从南京全部撤回延安,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一股脑儿对着民盟发泄,说民盟是“奸盟”,说盟员是“奸匪”,说“民盟已经成了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
  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民盟恫吓说:“民盟天天打着反对内战的旗号唱高调,实际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谁反政府,我们都按处置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置。”
  为了彻底搞垮民盟,最终达到取缔解散民盟的目的,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10月初,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国民党当局已经在向民盟及其领导人下手了。罗隆基得知信息,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通过合法手续,找行政院长张群进行交涉,要求放人。张群避而不见。南京当局则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7日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杜斌丞,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枪杀。
  杜斌丞之被害,民盟感到十分震惊。民盟总部除向蒋介石提出局面严重抗议外,张澜主席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公开声明,要“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
  这样一来,国民党与民盟的关系越来越僵化与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民盟以大局为重,推派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叶笃义去找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要求他出面调解一下民盟与国民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不要继续恶化。可是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而推辞。
  10月20日清晨,罗隆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民盟南京总部机关已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所包围,前院后门都设有他们的岗哨,对机关工作人员直至工勤人员都要盘问检查,对出进人员还要跟踪监视,情况十分紧急。
  当时,民盟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住在上海,只有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总部。他突然被监控,感到十分气愤,立即打电话向国民党政府及有关当局进行交涉,可是对方不是推脱不了解此事就是给领导人挡驾,不予正面答复。罗隆基孤立无援,行动困难,只好向在上海的张澜主席告急。张澜在寓所召集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叶笃义等人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民盟当前的局势,提出有效的对策来。讨论结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推举黄炎培和叶笃义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再次去找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
  来到南京,黄炎培决定先去拜访一向心平气和的邵力子先生探探口气,不料邵力子以一副非常失望的表情说:“事情弄到今天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还能怎么办,我看不成仁便成义。”
  听话听音,从邵力子的口气来看,国民党方面对民盟的问题已经没有谈判和交涉的余地了。
  就在这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以及《军警机关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盟员向政府登记自首》等文章,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一步步给民盟施加压力,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尽管事已至此,黄炎培仍坚持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陈立夫传下话说:“不存在交涉,可以与你们接个头,但罗隆基除外,我们不喜欢他,更不会接见他的。”
  黄炎培与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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