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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刀锋-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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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它呼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教育人们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史量才经历战火的考验,愈益看清不能指望这个政府领导抗战;相反,要坚持抗战,必须反对这个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这样,史量才的政治态度也就起了显著的变化,成为国民党政府反对派的一名代表人物。
    四
    1932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前后共37天,当时发行于全国的《申报》,只能在沪、宁、杭这个“小三角”范围中递送。南京以北、杭州以南地区的读者,突然被中断了他们一直订阅的《申报》。这就是《申报》历史上著名的“禁邮事件”。
    开始时,《申报》社并未发觉。每天仍把八九万份报纸“发往”外埠。然而,这些报纸除部分运往南京、杭州外,大部分被扣压在邮政总局的地下室,深夜又被运往龙华烧焚。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的第四天,目睹这一切的邮局某职工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以“史知名”的化名给史量才写信,如实告诉他国民党当局扣压《申报》的情况。7月21日,《申报》又接到蚌埠、徐州、南昌等地分馆的查询函电,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次“禁运”很不一般,是蒋介石亲自批示,由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的。
    原来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离心烦向,愈益明显。他对国民党当局的谴责不仅是对外政策,即不抵抗主义,而且涉及到对内政策,即“剿共”政策、一党专制。早在斌一年的4月6日,在抵制汪精卫的所谓“国难会议”时,《申报》就发表《由训政达到“真”宪政之质疑》的时评,说:
    “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暴,几见监察?立法传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此则所谓训政,特变相之专制耳。”
    将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说明它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已十分尖锐。1932年6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开始所谓第四次“围剿”;《申报》在史量才、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作长时间的商谈后,分别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三篇论述《剿匪与造匪》(一论、再论、三论)的时评,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他说: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6)


    其一:“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其二:“政治黑暗如此,如沧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其三:“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为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至袁世凯时代白朗之乱,即其例证。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
    7月初,南京又发生了有名的“中央大学学潮”。《申报》报道了这次学潮的经过,又发表评论说:“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是近年来学潮愈演愈烈的“起因”,把锋芒直指蒋介石政权,使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将《申报》上的评论摘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说,“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蒋介石看了,亲笔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禁邮事件”,遂由此酿成。
    史量才对“禁邮”这一手,极为气愤,为了表示反抗,他不惜花费巨资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与此同时,他接受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的建议,派秦墨晒去摸清原因,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可是秦往返于南京、南昌、汉口多次,蒋介石避而不见,最后由杨永泰(“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代见,提出三项条件:(1)《申报》时评改变态度;(2)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离开《申报》;(3)国民党派员指导。经多方面研究,史量才答应(1)、(2)两项可以做到,“派员指导”决不接受,否则宁可停刊不办。蒋介石、杨永泰会商后,接受了史量才的意见,8月21日,《申报》恢复邮递,“禁邮事件”宣告结束。
    蒋介石慑于《申报》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妄图对史量才加以笼络。1932年10月,蒋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此时,上海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政府又指定史量才为参议会议长,还陆续给他什么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和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荣誉职务。对蒋介石的笼络,史量才或虚与委蛇,或称病请假,或保持缄默。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这时,史量才曾对友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负我朋友?《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此史量才给予很大支持,立即派陈彬和(已辞去《申报》职务)、钱华(《申报》记者)参加同盟,任总会和分会执行委员,协助撰写文件及新闻报道。“同盟”成立后,《申报》陆续大量地发表“同盟”的代电、消息,扩大它的影响。12月29日“同盟”在华安大厦(现华侨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坚决拥护争取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的主张,并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次年3月,共产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三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及时报道了“同盟”营救的经过,并发表律师的辩护声明,等等。
    1933年春,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官扣发有关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史量才打电话把上海新闻检查所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克成找来,严峻地责问道:“时至今日,你们竟然还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像中国人吗?”接着,史又借题发挥,拍桌大骂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陈克成慑于史的雷霆,忙说:“让我打电话向南京请示。”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7)


    1931年后,《申报》增设了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在《申报》总经理下设立总管理处,以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戈公振为设计部正副主任,开始了《申报》自身一系列的改革。根据陶行知的建议(陶1930年被蒋通缉逃亡日本,1931年隐名潜返上海,对外不公开),《申报》的革新抓住“时评”这个“头”和《自由谈》副刊这个“尾”,同时,切实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时评一改过去“温吞水”式的面貌,言论切中时弊,虎虎有生气。增辟的《读者通讯》栏,深入政治领域,发表了一批言人所不敢言的来信,很引人注目。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叶圣陶、唐彛热说南游脑蚩窃诟母锖蟮摹蹲杂商浮飞稀!渡瓯ā坊咕龆ㄔ鎏碜酆透髦种芸记牒⒔鹬倩茸濉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申报》又创办了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业,例如《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等的创刊,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服务部的开办,等等。而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包括其中的“谈书指导部”,以及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对广大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后来更成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战斗堡垒。当时,《申报》成为全国拥有众多读者的最大报纸。
    史量才愈往前行,步履愈加坚定。他终于从一个报业巨子,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爱国新闻事业家。他代表着资产阶级中要求摆脱国民党控制的一股势力。据说,蒋介石曾亲自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真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一次惊心动魄的对话,手握申、新两大报纸的史量才,负一国舆论重望,没有理由不自信,但他竟然没有察觉到“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对他的忌讳,他已成为不受约束的权势者眼中的钉子。很多年以后,杭州的丁云川老人听说这番对话,都要发出如此的感叹:“有骨气啊,可惜纸头敌不过弹头”。蒋介石为维系其反动统治,恫吓进步力量,阻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终于下决心要除掉史量才。
    五
    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学者魏斐德认为: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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