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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举起刀，但是福勒脸上的坚毅让老人放下了手。福勒点点头，把文件扔到桌子上。福勒一手抱住蜡烛，一手拿起皮箱，慢慢倒着退向厨房门。老人捡起那些文件。
“没有副本，对吗？”
“只有一份，门外有两个犹太人有，他们等了很久了。”
格劳的眼球几乎掉出来，他举起刀冲向神父。
“你骗我！你说给我一个机会！”
福勒看着他，无动于衷。
“上帝会原谅我。你还认为你有那么多好运吗？”
说完，福勒走出大门。
神父走出大楼，把包裹紧紧抱在胸前。就在大门外几步远的地方，有两个身穿灰色外套的守卫。福勒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提醒他们：“他有把刀。”
两个守卫中的高个子攥得自己手关节嘎嘎直响，他的嘴角泛起微笑。
“那样更好。”他说。
发表在瓦伦西亚， 西班牙《全球报》上的文章2005年12月17日，第12页
澳大利亚“大希律王”＇5＇死亡已被证实
【美联社维也纳报道】格劳·海利赤医生，躲避正义的审判多年，最终被奥地利警局发现。格劳是斯珀格朗地医院的屠夫，据官方称，该名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被发现由于心脏病猝死于自己在可格拉市的住所，其住所距离维也纳仅三十五英里。格劳出生于1915年，1931年他成为纳粹党党徒。在二战开始时，他已经成为斯珀格朗地医院第二指挥官。格劳利用职位在犹太儿童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并美其名曰“行为及大脑缺陷研究”。医生说该缺陷的一些行为是由于遗传，而他的实验是为了研究并改善病情，他称那些受试者为“不值得活着的生命”。
格劳给健康的儿童注射带有感染疾病的疫苗，进行活体解剖，并给受试验者注入混合麻药。这种麻药是他发明用来测试对疼痛的反应程度的。据查在战争期间，斯珀格朗地医院有将近一千名被害者。
战后该纳粹战犯逃匿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三百个儿童的大脑保存在医院的福尔马林溶液里。尽管德国当局努力寻找，却没人发现格劳的踪迹。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 ·维森塔尔，生前曾让超过一千一百名战犯受到正义的制裁，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发现格劳的藏身之处。他曾不知疲倦地在整个南美寻找格劳，把寻找格劳叫作自己的“未完成任务”。三个月前，西蒙在维也纳的文森塔尔去世，并不知道他的“猎物”以一个退休管道工的身份，就住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地方。
以色列驻维也纳大使馆非官方资料透露，对格劳未经审判就死亡表示遗憾。因为格劳还未对自己的罪恶向民众谢罪。但是他们仍然庆祝他的突然死亡，因为他年岁已高，这或许会成为他庭审时候的有利因素，就像在智利的独裁者奥古斯都的案例一样 。
“虽然我们对这个家伙无能为力，但仍可以看到上帝之手给予他的制裁。”某消息人士说。
* * *
＇1＇ 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1908年12月31日－2005年9月20日）：犹太裔奥地利籍建筑工程师、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是著名的纳粹猎人。他一生致力于追查纳粹党人和取证，把他们送上法庭，要他们为战争罪行和非人道罪行负责。为纪念他设立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
＇2＇ 特拉法（Tel Aviv）：以色列第二大城市。
＇3＇ 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拿破仑帝国瓦解后，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个王国的国王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会晤时建立的一个同盟。欧洲大多数国家后来参加了这个松散的政治组织。
＇4＇ 斯图加特（Stuttgart）：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南部城市。
＇5＇ 大希律王：大希律王（前74年—前4年）亦被称为希律大帝一世、黑落德王，是罗马帝国在犹太行省耶路撒冷的代理王。
第二章 网捕
“他在楼下，先生。”
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他的身体往后缩了一下，手有些颤抖，尽管除了他的助手，没人会注意到。
“他长什么样？你有没有全面调查他的背景？”
“你知道我已经调查了，先生。”
椅子上传来一声深深的叹息。
“是的，我知道，对不起，雅各。”
那人一边说一边站起身，伸手拿起一个遥控器，那是他周围环境的控制器。他使劲按下一个按钮，因为用力指尖都变白了。他已经弄坏了几个遥控器，他的助手最终无计可施，只好订购了一个特殊的，这个遥控器用加固的塑料制成，并做成适合他手型的样式。
“我的行为一定很令人难堪，”那人说，“对不起。”
他的助手没说话，他知道他的老板需要让自己有释放的渠道。老板是一个很谦逊的人，但是也非常注重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如果这些特点可以协调好的话，那老板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让我在这里坐一整天很令我痛苦，你知道吗？每天我都从日常琐事中发现越来越少的乐趣。我成了一个很没用的老傻瓜。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明天，明天将是新的一天。可是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的决心又没了，就像我的牙齿一样都脱落了。”
“我们该有个新的开始，先生。”他的助手说，对于这个话题，他已经听了无数个版本的牢骚。
“你认为有绝对的必要吗？”
“是您要求的，先生。这样可以控制所有松散的线索。”
“我也可以看报告。”
“并不能完全那样。我们已经在第四阶段了。如果您参与到这次探险中，您就得习惯周围有陌生人走动。霍炽医生很明白这一点。”
老人在他的遥控器上按了一个按钮。百叶窗关上了，屋里暗下来，他坐回到椅子上。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助手摇了摇头。
“那么，好吧。”
助手朝门走去，现在只有这里还有一道光线。
“雅各。”
“什么，先生？”
“在你走之前……能否让我握住你的手待一会儿，我害怕。”
他的助手听从了命令。
凯因的手还在颤抖。
凯因集团总部，纽约
2006年，7月5日，星期三，上午11∶10
奥威尔·华生紧张地用手指敲着自己膝头放着的鼓囊囊的文件包，好像在打着鼓点。他已经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这是凯因企业总部的三十八层，奥威尔坐在接待室的最后一张椅子上。两个多小时了，还没人招呼他。他被告知这次他的报酬是每小时3000美金，对于这种报酬，任何人都愿意耐心地等待下去，哪怕一直等到世界末日的审判，但奥威尔例外。这个在美国加州长大的年轻人渐渐感到无聊，开始失去耐性。事实上，他的生命和职业就是无数次地与无聊征战。
他还在上大学时就感到无聊。大学第二年，顶着家人的反对他退了学。他在CNET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CNET是最新高科技领军公司之一，但是干了不久他又开始厌倦。奥威尔不断挑战新的尝试，他真正的热情是去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他那种企业家的精神促使他离开了CNET，开始自己创业。
他的母亲反对他这样做，因为她每天在报纸上看到又有多少个公司倒闭。但是她的担心没有让奥威尔改变主意，他整装启程。奥威尔有220磅重，梳着一个马尾辫，他把自己所有的衣服装进一个行李箱，扔进自己的那辆破车，然后就上路了。他几乎穿越了全国，最后在曼哈顿一间地下室找到了栖身之所。在这里，他的“网捕”公司诞生了。他的标语是“你问，我们回答。”一开始，整个公司就好像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的疯狂梦想，他饮食没有规律，也有很多的担忧，然而他对网络有着奇特非凡的领悟。在“911”发生那年，勇往直前的奥威尔意识到在华盛顿有三件事发生了，而这三件事，华盛顿的有关部门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是什么。
其实这三件事很简单。首先，华盛顿方面侦查情报的方法太落后，已经过时。第二，在克林顿任职时期，他花了八年的时间调整政治策略，这让情报搜索工作更加困难复杂，因为你只能依靠“可信赖信息源”，而这些所谓的可信赖信息源在对付恐怖主义上一无用处。第三件事就是，新的对手已经在情报侦察方面成为新的苏联，而美国政府却忽视了这个重要改变。
奥威尔的母亲雅思米娜是在贝鲁特出生长大的，在结婚前一直都住在那里，直到嫁给从美国加州索萨利托来的英俊工程师，也就是奥威尔的父亲。当时奥威尔的父亲在黎巴嫩参与一个工程。新婚后二人很快定居美国，在这里雅思米娜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培养教育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奥威尔。
在网络上可以采用不同的身份登录的做法，让这个年轻人发现网络对极端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完美的乐园。在网络上，人们之间的实际距离并不重要，即使相距十个根号之外都无所谓，因为距离是用毫秒计算的。网络上人们的身份也许是隐蔽的，他们的想法也很疯狂，但是在网络上他们可以找到想法和他们相近的同类人。几个星期后，奥威尔就发现了在西方智能方面，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从这个便利的方法中获取实际利益，因为他已经潜入了恐怖主义者最激进的网络组织中！
2002年刚开始的一个早晨，奥威尔自己开车到华盛顿去，他的破车后备厢里放着整整四大盒子的文件资料。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总部，他询问谁是负责极端恐怖主义问题的头儿，说他有很重要的情报。在他手里是长达十页的发现摘要。接见他的低级官员让他等了两个小时，根本不屑于看他的摘要报告。最后他终于读完了的时候，这位官员非常迷惑，叫来了他的上司。几分钟后，来了四个人，把奥威尔按到地板上，剥光了他的衣服，然后把他拽到审讯室。在整个侮辱人格的审讯中，奥威尔心里窃喜，因为他知道他击中了他们的软肋。
在CIA的遭遇显示了奥威尔巨大的天赋，CIA提供给他一份工作。这时，奥威尔才告诉他们在自己车子里那四大盒子的秘密（这个秘密导致后来在全美和欧洲有二十三名嫌疑人被捕，而这还只是奥威尔提供的一份免费样张而已）。如果情报局需要更多情报，他们必须和“网捕”公司合作。
“我必须指出，我们的价格非常合理，”奥威尔说，“现在，我可不可以要回我的内裤？”
四年半后，奥威尔又长了二十磅肉。他的银行账户也和他的体重一样涨了很多。“网捕”公司现在有十七名全职雇员，他们为西方世界很多政府提供详细的报告，主要是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而奥威尔·华生现在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他又开始感到无聊了。
直到接受了这个新项目。
“网捕”有自己独特的做事方法。对于所有服务要求，它们都被做成问题形式，而这个项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份附件——关于项目的预算。这个项目来自一个私人公司，不是政府，这也激起了奥威尔的好奇。
谁是安东尼·福勒神父？
奥威尔从接待室舒适的沙发中站起来，活动一下发麻的身子。他把双手合在一起然后尽量伸向脑后。像凯因这种大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