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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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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在世,受元老们的保守影响,小蒋放不开手脚。金庸的预测是准确的,他目睹了老蒋去世之后一步步的变化。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军法大审,《明报》社评的基调是节制、温和的,批评并不尖锐。他对蒋经国有好感,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台湾一步步的变化。

① 《蒋介石逝世与台湾局势》,《明报》1975年4月7日;《台湾局势不致剧变》,《明报》1975年4月8日。

1981年10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和平统一是共同愿望》。1982年中秋节,他在《明报》发表社评《和平统一与条件成熟》说:

海峡东西两个政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到近年对峙形势逐渐缓和,怨毒敌意渐渐消减。虽然双方立场仍旧大有距离,但至少已共同肯定“和平统一”为全国人民愿望,也就是双方所要共同致力的目标。这已经与一两年前大不相同,更比一二十年前的对抗情势好得多了。

这是蒋经国全面主政的时代,“行政院长”孙运璇这年6月10日说,只要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渐趋成熟。金庸对此评论,虽然双方对于“条件成熟”的看法不同,但“条件成熟”为事所必需,那是大家都同意的。①他当面对蒋经国说:

我年轻识浅,不敢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但爱国之心,和蒋先生并无二致,盼望蒋先生保重健康、适当节劳,学一学诸葛亮,偏安一隅,建设台湾,发展经济和社会,千载之后,遗爱在人,不要学诸葛亮六出祁山,大耗资源和民力兵力。②

1984年1月10日,在论及香港问题的社评中,金庸再度谈到两岸统一:

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演变,香港人基本上无力予以影响,我们只欣赏与赞扬他们积极地努力,或许偶尔提一些善意的批评建议,真诚地希望双方在各方面不断进步,相信每一方面任何进步都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和平统一。因为当中国大陆和台湾各方面都充分现代化之时,双方思想与制度上的差距自然会缩小,疑忌会减少,和平统一也不是难事了。①

① 《明报》1982年10月1日。

② 《深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日。

1986年台湾解除“戒严”,先后开放报禁、党禁,《明报》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1987年2月14日的社评《台北当局将开放报禁》,标题是楷体,不一定是金庸执笔,但可以代表他与《明报》的意见。台北不久前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

使民间反对派有权正式组党参政,这是国民党促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步骤,大得人心。又解除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报禁,事实上并不威胁到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只不过逐渐改变其“领导方式”,因而使其领导地位可以由“专政”的基础转移到“民主”的基础,因而有机会更加巩固。

早在1973年访台时金庸就察觉,台湾力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他希望台湾的各种设施都能成为全中国的榜样,最重要的榜样,“是要确立一种长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权选择政治领袖,有权力监督政府”。“应当由人民叫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么不做什么。”他说,在这方面,台湾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当时还说不上已经起步。岛上后来的变化与他的思路吻合。

出于对两岸统一的心愿,金庸始终想在两岸之间寻找平衡,力图做到不偏不倚,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也曾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在海峡两岸吃得开”。1993年12月31日,《明报》董事局启事说: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

① 《利国利港,利人利己》,《明报》1984年1月10日。

第十三章 永远的故乡

一、数十年来乡愁

故乡无时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报》工作,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因父亲被杀而改变。《三剑楼随笔》中有《舞蹈杂谈》一文,他说,“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马援见汉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颂今之意。①

1959年《明报》创刊以后,金庸强调不左不右,绝对中立,但他的社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批马寅初人口论等,多持批评立场,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胜天,天定胜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跃进还是大跃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评《马寅初与中国人口》中说:

人口多少,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隆替,是极重要的百年大计。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85、135页。参考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长,这件事关系并不很大,但内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口,却是一件头等的大事。

“文革”时期,金庸更是每天关注内地时局,写下了大量社评,多有尖锐的批评。

1971年以后,金庸对内地政局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这年10月,北京进入联合国,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内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报》社评对内地的肯定逐渐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认为有些措施大有可资批评之处,但近来它采取对外国政府友好合作的态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本港局面的安定。在这一点上,我们表示赞扬。

1972年1月29日,他在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

自1959年5月20日创办以来,言论态度始终是一贯的,对中共和台湾,有时客气些,有时批评得严峻些,那决不是我们的立场有什么改变,而是两岸的政策有所改变之故。在“文革”之前、“文革”时期、“文革”之后,本报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政策大不相同,我们基本上只不过反映了广大读者的看法而已。

我们在两岸政治力量管辖不到的地方,有机会畅所欲言,代表数十万读者一泄心中的感想。如果当政者认为海外这一部分中国人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也尽可置之不理,如能由此得悉一部分中国人的意见,说不定愚者一得,也有些参考价值。至少我们这数十万人的意见是发表过了。批评的意见尽管听来甚为逆耳,尽管其中错误可能很多,总是比一味歌功颂德有价值些。

当时,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中国》,全片充满漠不关心、毫无兴奋的隔膜感,片头有一句话,这是一个“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国家”。6月5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说,在近年访问内地的外国人、外籍华人的游记或谈话中,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欢乐忧患,几乎绝无例外地表示了“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他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本国人民的意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最为关心。其次值得重视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的意见,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多多少少总还存着一些希望,将来或许回内地去居住生活,对于中国的一切,怀抱着‘忧虑与急迫的感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是从“爱”与“关怀”的感情中产生的。①

1950年北上求职失败后,金庸于1953年去过上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园与同学朱帼英、沈德绪和胞妹查良璇留下了合影。他还短期地去过广东几次,到过深圳、广州、佛山、从化、新会等地,最后一次是1962年,其间他一共到过内地八次。

1973年,金庸访问台湾之后,北望神州,更是乡愁萦回:

二十四年过去了,故乡山水风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或许是变得更加好了,或许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午夜梦回,总是会有乡愁罢。这种心情,我们从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样。飘零海外的,自不免有故乡之思。

但那时,他回内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金庸预料内地局势将变,发表了《巨大变动,势不可免》《将有渐变,而非突变》《军心所向,决定成败》《各地态度,更趋重要》等一系列社评。

从10月13日起,“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得到证实前后,他接连发表《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未来变化,仍然很多》等社评。18日,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庆》社评中说:“廿七年来,中国内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变动得到群众这样普遍的真诚拥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此事不喜。”

他在当月20日的社评中为邓小平鸣不平,说罢免邓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职位,“是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这是不符党章与宪法的”。1977年7月6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将复出的消息。7月中旬到下旬,他连续发表了《邓系人物纷任要职》《邓小平位居第二》等社评:“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的七个职务,而声望之隆,更是他生平所未有,隐隐有凌驾于华国锋之势。他有才干,有声望,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地方上布满了亲信旧部……”

① 《明报》1973年6月5日。

1978年12月《明报月刊》推出“邓小平与中国政局”专页,共有五篇文章。1979年3月,又有“邓小平访美特辑”。

金庸对内地开始充满期待。

1980年,他在台湾谈到大陆在文艺创作上的趋势放宽了。“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然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①

1981年6月16日,他在《中共历史展开新页》社评中断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标志着打倒“四人帮”以来的过渡时期正式结束。一个月后,他应邀访问内地,行程由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旅行社安排。相隔二十年,金庸终于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二、敬佩邓小平

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1966年9月27日,头条报道邓受批判:10月22日,报道红卫兵大字报公开指名要求刘、邓下台;25日报道刘、邓被斗达高潮,有小册子攻击刘、邓和彭真为“三家村”。12月10日,金庸在《若审彭真,意在刘邓》社评中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审只是一种‘搞臭’行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审彭真,意在刘邓。杀鸡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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