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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大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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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皇上宽心,”居正说。“暑天不是敌人猖狂的时候,大致不会有什么大事。”
居正尽管这样地宽慰神宗,但是言官们已经惊动了。一位给事中上疏,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他恨不得立刻宣布戒严。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庆四年李春芳、赵贞吉那一番仓皇失措的情形。他叹了一口气,但是同时也吩咐蓟镇戚继光和宣府巡抚吴兑打听虚实。不久,继光底报告来了,据说鞑靼诸部“酋长”,久已解散,没有集合的行动。吴兑更说青把都始终没有出动,更谈不到进兵辽东。居正底估计没有错,一切只是虚报。但是北京城里的空气,从五月以来,已经紧张了好久。秋天到了,又是准备秋防的时候。居正上《论边事疏》: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可以取胜。今无端听一讹传之言,遽尔仓皇失措,至上动九重之忧,下骇四方之听,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且近日虏情狡诈,万一彼尝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虏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之不知虏情为虑也。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尤贵审察机宜,沈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今一闻奏报,遂尔张皇,事已之后,又寂无一语,徒使君父日焦劳于上,以忧四方,而该部以题复公牍,谓足以了本部之事耳。臣等谓宜特谕该部,诘以虏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迩,蓟、辽之间,近日既为虚声所动,征调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奏疏四《论边事疏》)
万历三年六月命各省巡抚及巡按御史,对于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这也是整顿吏治的一个表现。明初用人的制度,分为三途;第一是进士,第二是举人、贡生,第三是吏员。这是所谓“三途并用”。后来因为长官都是进士出身,进土出身的官员,特别蒙到关切,举人、贡生出身的,已受歧视,更谈不到吏员出身了。于是吏员上进无门,自甘暴弃,就是举贡也决不轻易就职,他们惟一的目标,是考进土,考中了便是甲科出身,日后自有合理的发展,考不中,他们准备三年以后重考。如此一科又一科,精神才力,完全消在故纸堆中。浪费精力,埋没人材,科举制遂成为大害。隆庆年间,高拱提议,明初举人为名臣者甚众,以后偏重进士,轻视举人,积弊日甚,请求自今以后,惟论政绩,不论出身。这是一个有见地的提议,但是没有实行。隆庆四年,吏科给事中贾三近上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夫乡举岂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劝。(《明史》卷二二七《贾三近传》)贾三近底奏疏,穆宗也曾批准,但是实际上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这两件事,居正都在大学士任内看到,现在自己当国,更积极地要想实现,但是即在居正任内,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居正身后,当然更谈不到。科举的制度,永远成为整顿吏治的障碍。
隆庆六年六月以后,内阁只有居正和吕调阳两人,到现在三年了。万历三年八月,居正疏请增加阁员。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来看。”居正推荐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及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入阁。御批“张四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著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因此四维在内阁中,名为居正底同僚,其实只是居正底属员。首辅底权力,无形中又提高一层。
张四维字子维,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他是杨博底同乡,王崇古底外甥,和居正也有相当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办法,能忍耐,而且舍得化钱的人,因此在宦途上,得到许多意外的方便。隆庆年间,是一个盛谈边务的时期,四维当然很清楚,以后俺答封贡事起,朝议未定,奔走关说,主张封贡的便是四维,因此深得高拱底器重。高拱准备引进四维入阁,以致引起高拱、殷士儋间的冲突。其后四维也因为言官弹劾,乞假家居。但他和当道要人,还是不断地连络。隆庆六年,高拱失败,这是四维潜伏的时期了,但是因为王崇古底关系,不久他和居正又发生联系。四维知道政治中枢,还有冯保和慈圣太后,于是他再连络冯保和李太后底父亲、武清伯李伟。万历二年,四维入京,以翰林学土掌詹事府,不久改吏部左待郎,三年八月,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做官的欲望,当然满足了。至于争权,四维很清楚,在居正当国的时候,谈不到争权。吕调阳入阁三年了,除在内阁公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庆典,照例进官、蒙赏以外,还有什么?四维知道自己只是“随元辅办事”。这是圣旨,也不妨说是一个条件。大学士固然名为大学士,其实只是居正底一条尾巴。在这一点,居正和四维成立一种默契。但是居正没有看清忠厚的人和才华的人究竟有些不同。忠厚的人如吕调阳,也许可以遵守这个默契,并不感觉痛苦;才华的人如张四维,便完全两样了。他遵守这个默契,但是心里却充满怨愤。他不甘做尾巴,然而他只能做尾巴。他底恭谨,只能增加他底仇视。这便成为居正身后,四维极力报复底张本。万历十年,居正逝世;十一年抄家,他底长子敬修自杀,在他底血书后面写着:“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四维别号)今张家事(敬修自指)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到了这时,敬修才知道四维是自己一家底大仇,但是在居正生前,居正只觉得四维是一个恭谨的同僚。
万历三年,在江浙海外,发生一次小规模的国际战事。嘉靖中年,是倭寇猖獗的时代。经过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刘显这一群人戡定以后,大局稍为安静,但是小股的倭寇,还是不断地扰乱,隆庆年间,广东方面的动乱,也有倭寇参加的踪迹。中国和日本是接近的邻国,本来应当好好相处,为国际争取和平,为人民争取幸福,但是那时双方的统治阶级,都没有认识这个道理。远在北京的皇帝,高高在上,没有贯彻保卫祖国的职责;而日本方面,无数的封建主,一边率领虏掠成性的武士,一边勾结中国沿海的汉奸,不断向大陆进攻。这是当时中国和日本相处的情势。居正也曾说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倭奴自元以来,为中国患。元尝以十万人,从海征之,舟泊其境,值海风大作,十万人没于海。本朝有天下,四夷君长,靡不向风,独倭王良怀不奉朝贡,寇掠直、浙,至遣某某等募兵船以御之,沿海诸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高皇帝命礼部移书,责其国王,亦只言天道祸福之理以导之耳,终不能一加兵于其国。是以其人骄悍狡诈,谓中国无如之何。侵侮之渐,有自来也。(文集十一《杂著》)
居正看到日本底祸害,但是居正认识当时国家底敌人,还是北方的鞑靼,所以在“北边第一”的口号下面,对于倭寇,谈不到根本解决,只能对于沿海督抚,尤其苏、浙、闽、广诸省,加以不断的戒饬。他底计划是用兵船巡弋近海,随时和倭寇在海面决战。万历三年,倭寇又到江浙海外黑水洋一带了。应天巡抚宋仪望调兵船和他开战,打了一个胜仗,居正一边奏请加官,一边致书奖励,同时警戒浙江巡抚谢鹏举。他说: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颇懈,仆窃以为忧,故昨年拟旨申饬。赖公伟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战而胜之,不俟登岸而遏之于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岂不贵豫哉!慰甚。彼前锋既折,必不敢窥吴,祸当中于浙矣。(书牍七《答应天抚院宋阳山言防倭》)
浙无倭患久矣,一旦联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好。且地方安恬日久,骤寻干戈,恐无以待寇,幸折以忠义,鼓以赏罚,悉力一创之,庶将来不敢再窥。亟剿此寇,然后徐究其祸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谢公非用武之才,恐不能了此事。”仆日,“不然,谢公沈毅有远虑,贼不足患也。”愿公勉就勋庸,以副鄙望。(同卷《答浙抚谢松屏言防倭》)
万历三年,居正决心整顿驿递,这也是居正招怨的一件大事。
明代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有驿站,驿站是当时的惟一交通制度。驿站有主管官吏,有马,有驴,有夫役;水驿有红船,有水夫:都很完备。马、驴从哪里来?马、驴来自民间。船只从哪里来?船只也来自民间。马、驴底草料,船只底装备,莫不来自民间。民间还要按粮出夫,马夫、水夫当然也来自民间,自备工食,三年一轮,周而复始。除开马夫、水夫以外,各驿还有馆户,专为过往人等,治造饭食,不许片刻稽留:当然馆户也是来自民间,自备工食。最初的时候,夫役还享到免粮的特权,从嘉靖二十七年议准以后,连这一点特权也取消,于是夫役不仅没有权利,只有义务,而且还要供给马、驴、红船以及其他必要的配备。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实际成为国家底奴役,他们底地位,甚至落到清代的乌拉娃子以下。
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这不能不算一种虐政,但是国家如此庞大,为维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起见,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以前,驿站制度,纵是需要合理的调整,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一切全看这个制度底运用。太祖时代,关于使用驿站的规定,非常严密,非有军国大事,没有使用的权利,即是公、侯、驸马、都督奉命出差的时候,也只许随带从人一名。所以驿站制度虽然存在,人民的痛苦,还得到一些缓和。有一次,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擅行使用驿站车马,给太祖知道了,太祖痛责道:
中原兵燹以后,百姓开始复业,买马出丁,非常艰苦。倘使大家和你一样,民间卖儿鬻女,也供给不起啊!
太祖时代究竟是老远的过去了。以后的条例,便逐日地宽大!太祖时代,给驿条例只有六条:到嘉靖三十七年,便扩充到五十一条。五十一条的使用者,都有勘合,现代称为护照。勘合分为五等:温、良、恭、俭、让。北京的勘合由兵部发出,各省的勘合由巡抚和巡按发出。填发的机关,总算还有相当的限制;但是在填发的时候,便来一个宽大的作风!兵部可以填发勘合送人,各省也可填发勘合送人。领用勘合的人,没有缴还的限期,一张勘合,成为终身的护照,而且自己不用,还可转赠旁人,姓名不合,更不妨洗去重填。宽大之外,还有宽大!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真是民不聊生。领用勘合的官员,大都既不温良,也不恭俭,更谈不到让;勘合底五个号码,只成为刻骨的讽刺。官员到了驿站以后,百般需索。他们要粮食,要柴炭,要酒席,要疏菜,要夫,要马。有时在拉到夫马以后,人民也可按照道路远近,讲明价值,经过一番磋商,索性缴纳银两,放走了事。于是官员们在沿站滋扰以外,连带也成为掳人勒赎的强盗。这一点,官员们久已视为他们应有的特权。在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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