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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是什么呢？
“辨”是明辨是与非；属于歪门邪道的；就要坚决摒弃。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适、中不中用——合适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适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们儒学也不能吸收或采纳。
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个自然存在的法则；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进儒家的学说中。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儒家“仁”这个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认“物竞”法则的存在，承认它是一种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须用“仁”道来统驭它，用“中、庸”的方法来使用它，使它成为良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地破坏人性，更不能成为以强凌弱的借口，不能成为战争的驱动。
从这个方面来讲，名可秀绝不赞同因为人口压力发动战争。对交趾、对大理、对吐蕃的战争都不是因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确实人口稠密，人多地狭，但是广西还是地广人稀的，何况海外还有一个广阔的金洲，新发现的阳洲，那里有广袤的无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国上强调内在能力，也就是强调自我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危机转嫁到外邦，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可秀认为，如果因为人口压力，就发起占领外邦土地的战争，这的确是一个“捷径”。但是，这个捷径走多了，将会造成执政者贪图外在快便，一旦国家出现困难，就寻求向外发展，以外力驱动，最终只是转移或掩盖了内部的问题，而实际上没有解决。
这就好比武家只练外功，因为显效快啊，练内功就算练十几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厉害，就算练得体如金刚，没有内力，那也不是高手，还是外强中干。
名可秀认为，这种执政思想的危害很大，不仅会破坏儒家治世的“仁”道，而且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差。比如讲农学，因为国家向外扩张解决了土地紧张的问题，治政重心还会放在提高稻谷的亩产量上吗？至少不会那么紧迫的重视。而没有这种紧迫的重视，农学、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就会慢下来，长久来讲，外部带来的利益远远及不上内部的损失来得大。
所以名可秀强调内治，也就是内在的张力。国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坏，国家的内治能力也必须迎面一个个困难，才能磨砺出朝廷执政团体的坚韧和智慧。
但是，对于皇帝和政事堂来讲，必须要有人口压力这方面的认识，提前敲一敲警醒钟是有必要的。当然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卫希颜在朝下对皇帝讲的人口原因，普仁及圣却是真的，这是名可秀“致中和”的儒家思想。
那么卫希颜为什么要在廷辩上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法则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让大宋的儒家君臣们深刻认识外族觊觎入侵中国的根源，清楚这些“蛮夷”的本质，让君臣产生持续前进的外在压力，同时也让“物竞”这个法则有个极好登台机会亮相。
名可秀认为，既然是自然万物的法则，儒家就必须清醒认识它，并且正视它，然后才能驾驭它。
正所谓，道理不辩不明。通过从朝堂非战之争延伸到朝外稷下学会的王霸论辩，这种思想碰撞，就使得真理如掩在泥沙下的真金般被洗去了砂砾，露出了纯粹的本色，使人心智清明的同时也铭记深刻。
对卫希颜来讲，朝内朝外对她的弹劾非议并不损她什么。她的兵家名声早就传扬在外，兵家嘛，不好战怎么行，军中怎么保持旺盛的血气？所以卫希颜对于表现出好战、扩张是很乐意的。军人不是执政者，只是执行者，表现得再好战，只要执政的政事堂保持着“中庸”就行了。卫希颜对名可秀这环环紧扣的谋划也很佩服，包括稷下论学的王霸之辩都是被她谋算在内的——最终的收效非常好。在王霸之辩后再论中庸之道，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卫希颜唯有两个字评论：中的。
名可秀此时讲“辨”，着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道来举例，就是讲儒学对包容的学术要有分辨地吸收，不符合儒家精神的“道”就不可吸纳为儒家思想。
学子们还在深思。
这回学者们率先鼓起掌来。
这样的宽而辨，他们认同！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四句是：因时制宜。
《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这是讲生在如今的时代，却要拼命想走回古代的道路，这就是“反古之道”。违背了潮流前进的道理，硬要逆流而行，怎么行呢？小则灾及其身，放大，就是灾及其国了。
《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这是讲国家为政的好坏，人们会像对天气一样的敏感。而土质好不好，看看种下的树就知道了，如果树长得不好，就说明这个土质不好，或者不适合这棵树，要么肥土，要么移树。
这就是讲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传》里说郑国子产的治政：孔子赞其曰，宽猛相济，善哉。
这就是讲，如果国家施政太宽和，因为宽，百姓就会渐渐怠慢起来，于是朝廷就要以严厉的措施去纠正。但是，如果严厉的治政让百姓普遍受到了伤害，那就要施政放宽。
这就是讲国家的为政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变化调整。
论语里讲“权”，孔子道“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说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够通达权变——“权”即变的意思。
但名可秀没有用“权”，而是用了“因时制宜”，表示不仅要变，还必须是合适的、中用的变。
自靖康以后，南北两个朝廷都实施了变革。为什么呢？因为靖康之祸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这些弊政才是致使国家差点灭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须要变，不变就不能强军，不变就不能强政，不变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祖宗的法度，适合时宜的，我们继续要用，不适合时宜的，就要变。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当时，是很合适的，但现在要回到井田制，让全国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乱了，这就是不合时宜。
再讲封建制，西周分封诸侯是适合当时的措施，但现在不合时宜了。不，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时宜，如今我们南北两国就相当于是诸侯，只不过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个“王”，是华夏文明——这也是一种变，是“以人王为共主”的进化阶级。这就是进，与时俱进，这也是因时制宜的内涵。
所以，没有万古不变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变的，只有“中、庸”这个道德的标准和方法是不变的。因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变，但不能乱变，也不能什么都变。用什么来衡量呢？就要用“中、庸”来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时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错了。
全场沉思后，掌声。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讲了三个字：简、温、直。
《中庸》说：“君子之道，简而文，温而理。”
“简而文”是讲君子质简却有文采，文采引申为内涵，即外在简单却有无比内涵。
名可秀取了个“简”字。
简，简练。职能不要重叠，官员不要臃肿，重叠臃肿害政。行政要简，不要冗长拖沓，冗长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琐，繁琐扰民。税赋不要重、复，重、复伤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个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员”，衙署臃肿，职能重置，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吏员冗余，不仅拖累财政，而且人浮于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个国家承平日久，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弊端。
所以名可秀强调一个“简”字。
“简”就是要简员，简政，简办事流程。
而政令繁琐，一是指不要朝令夕改，二是指对同一件事，不要今天一个令，明天又补充一项条款，后来又来一个附加……同样会让百姓繁琐，让底层的执行者和普通百姓们弄不明白朝廷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或者都要观望，等等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又怎么谈执行呢？
“简”税赋是讲税不能过重，也不能重复或叠加。靖康之前叠加的杂税就很多，看似十五税一的农税很低，实际上变着方儿附加了不少杂税在上面，底层百姓的负担就重了。
所以，这第五句第一个字，看似简，实则是简而文，有着无比内涵。
名可秀讲第二个字：温。
什么是温呢？
在君子之道中，“温”是温柔，温和，也是讲处事要温和，不要粗暴，过于激烈。
名可秀取了“温”字，用在为政上，是指施政要温和，不要使用太过激烈的手段，不要过猛。比如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太过激进了，不仅引起了被损害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扑，也将中立派官员推向了对立。
当然，变法也不是不能猛，但要结合当时的背景，能不能猛？猛不猛得起来？猛之后的后果承不承受得住？这就是要讲“因时”了，“因时”用猛能“制宜”，那就要用猛。比如南北分立后，南北两朝在军队改革上都用了“猛”，但这是因为有靖康之祸在前，朝野上下支持军队变革，因为不变就要死，这就是“因时”。
但在国家承平时代，为政多数还是要用“温”，无论革弊还是新法，都不要想一步登天，一口吃个胖子是不成的，多半是在食管塞死你，所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改革也要一步一步地来。
比如讲礼部改婚律，执行时就要“温”，不能一步到位，要求全国所有的州县都执行十八为婚，那就有很多贫困家庭承受不了，没钱将女儿养到十八才嫁呀，这就不是良法了，害民了。
又如大宋实施义务教育法，这也是良政，但在执行时也要讲“温”，分阶段、分地方地推行，不然很多州县的财政负担不起，就要想着法子把银钱分摊下去上，强制大户或上户捐钱，造成民怨，没准还成了地方官纳钱的一种手段，于是良政成了弊政。
作者有话要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某一直认为应该两面看待，一方面，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存在着这种竞争，应该是鞭策自己适应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将它作为社会普遍的法则，那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是普遍认同弱肉强食了，对于人性社会来讲很糟糕。
、稷下盛会（十七）
名可秀讲第三个字：直。
中庸讲温；但要“温而理”，不能因为温和而失了原则；这就叫温得过度；失了分寸；不直了。
所以名可秀在温之后；又用直。
孔子说“直”，有几个意思：正直；公平，直率。
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治国为政，都要用到“直”。
直与温是相对的。
比如朝廷清贪；就不能温。南北两朝当初在澄清吏治时；都采用了雷霆风暴的手段；揪出一个贪官，绝不姑息。现在的政治清明，可以说是建立在当初的雷霆风暴之后，荡去了污浊，再辅之严密的监察制度，和严厉的、不宽容的惩治手段。
名可秀讲，对贪官，那就不能讲温，要持以公义的直道，以法律为直绳，不枉不曲。
名可秀在这里讲直，就是对温的补充。
正如宽要有辨，温也要有直。
《中庸》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什么是明哲保身呢？名可秀讲，明哲保身不是叫你怯懦躲避。明，是明心见性，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