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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朱的著眼点，并非社会。一时的稳定，而是国家长远的未来。社会大众暂时损失利益的可能性，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障碍，曾经使总设计师迟迟不愿意启动更深层改革，以至于问题越积越厚，后来者负载越来越重，改革者处境越来越难，腾挪闪转的余地越来越小。
朱的历史责任感和个人风范都不允许他继续因。循苟且，踟蹰不前，因此他毅然走向“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不惜承担改革者必然要承受的骂名——只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人们才能深切理解朱在就职答问时一番肺腑之言的深沉涵义。
“有人曾经说我偏向国有企业，不对国有企业的体。制进行深化改革，对此你有何看法？”朱看到王小明很拘束，主动挑起了话题。
早在前年，由朱主导的宏观调控中，他就曾经说。过，不放弃低效的国有企业。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
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既是一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更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在遽然断奶下，必然会訇然倒下。
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更无法安置。正在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中国的失业问题，根子在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只有低效率的国企才能容纳这么多“多余”的人。这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国企有必要尽力维持的理由。转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成燎原之势。国企倒闭，大量工人突然失业，而私营企业聚集和增殖的财富短期内又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福利，怎么办？改革不能不瞻前顾后，匍伏而行。
“您曾经承诺国企三年脱困，让他们适应市场，也许在目前是最好的办法吧。”王小明选择性的说道，有些话他可以跟严森畅所欲言，可是对着这位老人，王小明知道很多话他只需要稍微说几句，对方就能了然于胸。
朱并非不知道国企已不可救药，实际上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动私有经济取代国有经济。但很多事在朱是只能干不能说，甚至还得说相反的话。
实事求是地看，在朱任上，国企改革的进展和力度都是最大的。但是改革涉及到千万人的利益损失，更要顾及他们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能够放大或缩小人们的实际承受。如果国企职工们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抛弃，那么他们心中余下的只会是对生活的绝望，对社会的仇恨。只有让他们仍存希望，改革才可能按部就班进行。这有点类似股市：只有制造利好，庄家才能悄悄出货。朱作为政治家，其公开言论都是政治行为，只能作如是观。所以面对批评和指责，我们也许图了一时的嘴快，但是当冷静下来，仔细查看整个改革和历程时，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位老人是多么的可敬。
“是啊，三年脱离困，看来，如果政策不向他们倾斜，不要说三年，也许三十年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脱困。95年的时候我主导宏观调控经济软着陆，现在软着陆了，可是却被人说扼制了经济活力，我想你应该不会这样想吧？”朱对于王小明短短的回答并没有不以为意。
95年他宏观调控搞“软着陆”，扼制了经济活力，导致十几年后的通货紧缩和经济疲软，其实二年多后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后遗症，这也是很多人，包括几千万的下岗工人和中下层阶段对他最大的诟病。
不可否认，21世纪出现的通货紧缩与朱1995年实施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确有相关。经济周期，本来就是客观经济过程与人的主观对策互动的结果。由于政策效用有一定滞后期，度在哪里，很难把握。如果再适逢外界变化，治理通涨的措施往往会导致通缩，反之亦然。这本来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但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种只知道砸砖的砖家，只图嘴巴痛快，将这些东西早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如果没有朱从1995年开始的铁腕整治，以当时中国的家底和状况，中国很可能是金融风暴中最先倒下，并且跌得最重的国家当时有很多金融大鳄瞄准了中国。看看马、泰、菲、印的惨状，究竟是要金融崩溃，还是要二十年后的相对疲软？虽然金融风暴还没有发生，但是现在已经初见端倪，王小明是过来人，他当然知道。可是面前的这位老人却能准确的预见和提前预备，否则中国这个巨人也许会在一刹那间轰然倒塌……
孰是孰非本来不难选择，但社会批评家们往往是“常有理”，他们号称两者都不想要，他们只要繁荣和增长，无限的繁荣，永远的增长。那么请问他们即使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位置上，可有什么解困良方？没有，连马后炮都响不了；要不就是毫无可操作性。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干活是你们的事，我们只管批评，只负责指手画脚。所以当以后大家再看到相似的批评和指责时，我希望能冷静的多想了想，如果没有这位老人，也许我们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坐个公交车也许得抱一大堆钱去买张票！
可是现在王小明怎么好对他说呢？难道跟他说由于你的宏观调控而使得我国在即将要暴发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幸免于难？那样的话，也许王小明可能会被直接送到精神病医院去的。
国有企业本来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现在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国企只要不是在垄断行业里，那基本上就会被淘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朱的做法，只是为了延迟或是缓解他们被淘汰的时间，这也是变相的一种社会保障机制吧。等到社会保障机制完善之后，国企才会大面积的倒闭。就像王小明在NC市那样，如果他不能保证原重型机械厂工人的安置问题，那不管他的收购价格出得再高，NC市也不可能把重机厂卖给大可公司。
还有一个受指责的是朱不应该征那么多税，把企业和个人都弄穷了。一个事实是，朱的税收增长并非源于税率提高，而是源于打击走私和严格征收。换言之，朱的税收增长并未加重依法经营者的税负。严格征税，既利于增强财政吸取能力，更是规范经济秩序，维护公正，建立市场正向选择机制，阻止特殊利益集团非法牟利的有力举措，其意义更在打击走私，阻止外来商品对本国产业的不法侵害之上。不知道这样有利于当前长远的明政，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强烈的反对？不错，现在生意不好做，赚钱不易，有人抱怨税负过重，又不能参与意见，这些方面确实都存在问题，需要设法改进，但这些都不能构成反对严格征税的理由，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社会批评更不应该混淆了界线。
再说了，从储蓄余额看，个人和企业财产不但没有因此减少，反而还节节攀升。可见民间并不缺钱，缺的是投资渠道。
于是朱大力推行积极财政政策，试图以政府投入带动民间投资，加速经济运转，打败通货紧缩。这又被认为是大手大脚，好大喜功，并称朱为“赤字总理”。
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能不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绩效，功不功的问题，而是事关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能不能保持稳定的首要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功用就是抵消了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疲软效用，维持了经济增长势头，从而维持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各种经济和社会危机因素抑制在潜伏状态，没有即时爆发出来。
以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系于经济的稳定，而经济的稳定系于国家信用，系于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信心，因此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这也是朱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讲“大话，空话”的原因。朱不是小学生，他讲话不是要向谁汇报思想，他讲话大都是政治动作。朱从好的一面阐释中国经济，让世界对中国有信心。人心代表人气，人气锻造繁荣，这有什么不好？
王小明就像朱的一个贴心知己，王小明虽然说的不多，但每句话都能说到点子上，这也让朱对他越来越看重，渐渐的，两人好像已经忘记了对方的年龄和身份，就像一对忘年交似的，促膝谈心，直到日薄西山，两人还是谈意未尽。
第四百一十九章 背景
第四百一十九章 背景
从王小明从京城回到NC市之后，他马上召开了大可公司的高层会议，不管是莫斯科的何东还是王家的宋巧凤和邹援朝都赶回来参与。王小明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他的议题只有一个，大可公司将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收购行为。
其实从大可公司在H省C市收购的那几家工厂开始，这几天对国有企业有收购行为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对NC市原重型机械厂的三十亿收购，这在全国来说都称得大手笔。可是现在王小明觉得还原原不够，他要求大可公司下属的所有的分公司命中全部的空闲资金，全力以赴的进行收购行为。
由于王小明的投资决策从来就没有失败过，而且这次他的投资意向就连大可公司的顾问杨小坎也是非常支持王小明的决议。他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宏观经济颇有研究，连他都举双手，其他人就更没有话说了。
而王小明为了让收购进行得更加专业，他决定成立一家专业的收购公司，由杨小坎任执行总裁，而资金则由王小明以及大可公司的高层集资，成立一家由王小明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现在大可公司能参加这次高层会议的，少的都有五千万以上的身家，而像周敏、邹援朝等一直就跟随王小明的元老，身家早就过了亿。而且这次王小明是有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而与会的高层又对王小明特别的信用，可以说几乎都把自己所有的资金全部又投到了这家新成立的专业投资公司来。他们是有股票的卖股票，有房产的卖房产，特别是北京办事处杨鑫磊和余梁，他们不但是把自己所有的钱全部投了进来，而且由于王小明这次是来者不拒，他们甚至还在银行贷款和向亲戚朋友借款来投资。
王小明由杨小坎投资的期。货一次性就给他带来了超过五十亿的回报，再加上原来的股票认购证和那些可以说得上是原始股票的股票，现在王小明除了不向银行贷款之外，他能拿得出来的现金足有一百多亿，再加上公司的这次高层的投资，这家新成立的大可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接投资就达了一百五十亿人民币。其中王小明一个人就投资一百二十七亿五千万，占百分之八十五的股份。而其他人从百分之零点五到百分之一不等，这其中还包括杨小坎，虽然他只投资了几千万，可是王小明却让他占了百分之二的股份。至于周敏，由于她此时还在休假当中，但是王小明相信她一定会像邹援朝那样全力以赴的支持自己，所以虽然她的资金没到位，可也像邹援朝那样给她留了一点五的股份。
一百五十亿在二十一世纪都是。一笔巨额资金，何况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何况在杨小坎的操作下，这一百五十亿绝对可以当成三百亿，甚至是四百五十亿来使用。而在这个时期，资产上亿的国有企业就已经算是大型企业，像NC市重机厂那样的超大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