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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的夏天和初秋，夏安又多次返回了瓦亚密的精神病医院。她的医生认为她必须留在医院，但我却不这样认为。我知道她的病情非常严重，她对她自己和对我们都可能构成危险。但我看不出把她关在这个令人恶心的地方对她有何帮助。瓦亚密就是特赫图出生的那家前殖民地医院。自从玛玛奥医院修好以后，瓦亚密就被指派给这里唯一的一位精神科医生了。医院的环境肮脏，已经被蛀虫和潮湿损坏。我觉得只有疯子才会接受住在这里。他们如何治疗夏安的呢？他们只会给她大量的镇静剂。夏安一次次地住进医院，但我没有看出任何好转。
有时，我不知道她怎么又成了从前那个亲切、敏感而细心的她。一天早上，我们把迈米提和拉亚图阿送到学校后，准备回家。我听见她说：你不想我们一起去散步吗？我有话对你说……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说过话了呢？我开着车，同时试图捕捉她的目光。她的目光完全是正常的。好吧，我们去散步吧。
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了一些话。妈妈，我不想活下去了。你知道，我想自杀……——夏安！啊！我求求你，别这么说。——你先听我说……在这个地方，带着达格的回忆，还有对我们恨之入骨的他的父母，我活不下去了。你觉得不是吗？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开始幻想去国外生活，离塔希提越远越好……但是我也做不到。我知道我会感觉非常的孤单。你看，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生活下去了……——夏安，你不能这样去想。现在，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你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需要你。达格从另外一个地方看着你呢，你知道。他指望着你能照顾他的儿子，把他养大。如果你自杀，达格肯定会失望的。——妈妈，过去的事情太沉重了，现在也一样，我没有力气了，你知道吗，没有力气了……
达格的父母确实恨我们。在他们的儿子死后两个月，他们决定不能信任美国的法庭，而向帕皮提的法国法院提出了诉讼。一九九零年八月九日，达格的父亲在《巴黎竞赛》杂志上指责我们。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夏安回到塔希提一事，他的回答令人害怕：我怎么看待？她的父亲和她的律师们把她遣送回去，不让她参加在洛杉矶的诉讼前听证会，她就没机会反驳她哥哥的证词。这是在遣送一个关键的证人……事实就是这样。她在塔希提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对我们的挑衅。
他还说：马龙·白兰度亲自导演了一个剧本，让人相信这是一次意外。他只是在电视的镜头前宣扬他儿子的无辜而已。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做法。我的儿子在他家里像一条狗一样被杀，成了最纯粹的牺牲品。
最后，当记者问到他对法国法庭的期待时，他回答：寻求进一步的真相，让事件更透明。在达格遇害的时候，有四个人在白兰度的家里：马龙、塔丽塔、夏安和克里斯蒂安。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谁开的枪？是夏安，还是克里斯蒂安？是马龙策划让克里斯蒂安担任杀手的角色吗？在达格死后几分钟，夏安和克里斯蒂安坐在一起，克里斯蒂安搂着他妹妹的肩膀，而夏安泪流满面……这是重要的一点，他们中到底是谁开的枪？从一开始，他们就努力让我们认为克里斯蒂安是唯一的杀手。但这必须得到证实。夏安做了些什么？美国法庭以物证为根据，却掩盖了犯罪的动机。我希望，法国法庭能找出这些动机。
夏安感觉自己像被追捕一样。图其从出生的那天起，他爸爸的家就抛弃了他。父母俩在塔希提的报纸上说他不是他们儿子的孩子，因此他永远也不能进他们的家门。
《马龙我的痛我的爱》15（1）
1990年11月1日，夏安第一次尝试了自杀。我总是尽量不让她独自留在家里。这天早上，我让我的一个侄子来照看她，我就有时间去商店买点东西。
在回家的路上，我远远地望见我的侄子向我跑来。我的上帝！肯定出事了……可怜的孩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夏安把自己关在浴室里，他不敢跟着她进去，她吃了药，躺在地砖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上帝！不！我扔下篮子，一口气跑回了家。我看见她在发抖，说不出话来，脸和手脚都发紫。我立刻想到住在我们家旁边的医生。我在侄子的帮助下费力地抱起她，把她抱进车里。医生一刻不敢停留地打电话叫了救护车。还来得及吗？他不敢说。我知道她吃的是什么药，但不清楚她吃了多少。
在从普纳奥亚到帕皮提另一边的玛玛奥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祈祷，没有松开过女儿的手。她的脸上带着氧气面罩。耳边救护车的警报声呼啸而过，我的心在焦虑中挣扎，我们的车在人群中引起阵阵的骚乱，我试图让自己在这一切杂乱中冷静下来。我回想起在马龙对我说他想让我再生一个孩子的那天，我是那么的幸福。当我知道自己怀的正是马龙所期待的女儿时，我是那么的自豪。塔丽塔，我想让你给我生个女儿。再也别要儿子了，我的儿子已经够多了。当护士把女儿抱给他时，他感动得流泪……上帝，你知道这一切，我请求你，别夺走我们的女儿。我请求你。
上帝听到了我的话。一个星期以后，夏安回到家中。她像玻璃一样透明和脆弱，我不停地祈求上帝能帮助她。特赫图来看望她。他对夏安的自杀行为非常生气，他对她说：夏安，如果你真的想一死了之，你为什么不打自己一枪呢？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夏安他不愿再承受痛苦的折磨，她没有权利自寻短见。
几个星期以前，夏安受到在帕皮提任职的法国预审法官马克思·加提同谋罪的控告。而且法官还禁止她离开塔希提。法官的举措是否毁灭了她逃往异乡，重新开始生活的梦想，从而把她推上了自杀的绝路呢？后来，当我试着想把夏安在1990年秋天经历的种种焦虑理清时，我才想到这一点。我知道以她的状况，她根本不可能认真地考虑远离家人，去国外生活。但把她滞留在塔希提，让她失去梦想，只能让她以死亡来寻求逃避。
十五天以后，11月14日的夜里，夏安再次自杀。
在她自杀的前一天，我似乎已有预感一样无法安静下来。我看见她状态极差，兴奋、焦虑、坐立不安。我担心她会伤害图其，担心再一次的灾难。我打电话叫来阿尔贝托。他立刻赶来了，而且说他就睡在我家。这天夜里，虽有阿尔贝托在，我仍然不敢放心。我没有去睡觉，而是坐在自己房间的门口。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告诉我不要睡觉，要熬过这一夜。于是，我坐在门口，仔细地听房屋里的任何动静，同时默默地祈祷着。
突然，上帝似乎想给我警告。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周围寂静无声，但有一种力量在驱使我站起来，跑到夏安的房间：她不在了！哦！我的上帝！快去叫醒阿尔贝托。阿尔贝托，快起来，夏安失踪了……他立刻起了床。我们各自拿着一个手电筒。你从这边找。我去海边。我往潟湖的方向跑去，边跑边看，我喊着夏安！夏安！你在哪里？回答我！然后，我掉过头来，回到房子后面。那里漆黑一片。我来到夏安的窗户后面。那个地方有一棵树。我不由自主地朝树上看去，突然，我看见了她，她吊在树上……我的孩子吊在树上……我叫不出声来。奇怪的是，就在这天晚上，我还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危在旦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救她。这一直是困扰我的心病。我该如何反应？我有勇气舍弃自己的性命吗？我能头脑冷静，采取正确的行动吗？我记得这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一瞬间充满了力量，无比的力量和无比的信心。我抱住她的双腿，把她举起来，大声地喊道阿尔贝托，阿尔贝托，她在这里，快，快，拿梯子来！他拿来了梯子，我这才意识到如果没有刀的话，梯子毫无用处。我用力地往上举着夏安，对他喊道阿尔贝托，阿尔贝托，再去拿把刀来，在厨房里，一把刀，快点！他回来了，架起梯子，拿着刀爬了上去，割断了绳子。
你抬着她的头，我们让她躺在这里。他抬着夏安的头，我们把她平放在草地上。她的呼吸已经停止，但身体还保持着余热。我该怎样救我的女儿呢？我祈祷着，请求上帝的帮助。肯定是上帝让对医术一无所知的我想到了我从没做过的人工呼吸。我意识到自己正在将她救活，做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情。我对阿尔贝托喊道阿尔贝托，你现在去叫一辆救护车，她活过来了！
夏安在玛玛奥医院的急诊室里昏迷了一个星期。我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白天，我祈祷上帝，夜里，我趴在她的床头睡觉。医生们不知道她是否还会清醒过来，但我却充满了信心。上帝虽然有些慢性子，但他听见了我的请求，他一定会把夏安归还给我。
在她醒来的那天，我听见她轻声地喊妈妈？她好像很惊奇地看到我在那里。我走出了房间，不想在她面前流泪。我感谢上帝。谢谢上帝！谢谢您寄予我的同情，谢谢！谢谢！
但夏安在回家之前，就告诉阿尔贝托她要重新再试……我知道她没有撒谎。如果一切没有改变，如果她不离开塔希提，她就会死。我把这些话告诉了马龙，和我们共同的朋友辛迪亚。起初，马龙反对夏安去法国治疗，他更愿意夏安去美国。但美国法院宣称夏安一旦进入美国领土就将遭到逮捕。所以马龙同意她去法国，他安排我们和辛迪亚一起前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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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我的痛我的爱》15（2）
我设法得到了夏安需要去法国治疗的证明。医生证明她的健康状况极度危险，加提法官于是同意放她离开。在到达法国之后，我们只需把她的护照交给警方，并告知我们的住址即可。
在1991年一月初，我们终于飞往了巴黎。我们去了巴黎西郊维希内的帕及诊所。在那里进行了近九个月的治疗之后，夏安的身体逐渐恢复起来。
我把图其和女儿都交给了姐姐安娜照顾。只有辛迪亚和阿尔贝托陪同我们。他们帮我在诊所附近找到了一套小公寓。然后辛迪亚回去了。阿尔贝托由于和巴黎一些高级服装店的工作关系而延长了居留时间。对夏安和我而言，他的存在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他长时间地陪在夏安的身边，和她讲话，安慰她，让她笑。然后，我们让她休息，坐轻轨列车和地铁去香榭丽舍大街。有时，我像很久以前那样一个人散步，有时，阿尔贝托陪着我聊天。
在过去的这几个月中，我每天都生活在害怕失去夏安，害怕图其遭遇不测的焦虑中。法国这时成了我平静的港湾。诊所的人都非常的友善。在巴黎散步的时候，没有人认识我。我感觉自己重新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