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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集中精力耐心地辨别着他们的争论,隐隐约约听出了个大概,他醒了,已不可能再惹祸上身了,完全没必要再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浪费时间,据说城里的行情大不如乡下,只要到了乡下,百家饭再难吃也不至于饿着。
争吵完了,他们蓦地转过身,唯恐我追赶似地,先是神情古怪地盯着我,慢慢地后退着,而后飞一样转身就跑。
果是叫花子!我居然会心里充满了鄙视,便恶作剧地吼了几声。
他们跑得更急了,瘸的那位跌了一跤,其他的四位不得不转身搀扶着他,几乎在拖着他跑。
我痴痴地笑着,但困境很快便让我认定,暂时按他们的方法首先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怕是我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
果如他们所言,城里人好斯文,自然不自然就要流露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大爷相,而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反不如农村来得容易,尽管他们的洁净与文明仍在诱惑着不少人奋不顾身地去争取这么一个身份。
我故意弄脏了自己,一路走下去,不仅温饱问解决了,而且讨要的东西常有剩余,虽然这些东西多是几片地瓜干或几块饼子头。
一个人要帮许多人着实不易,而许多人要帮一个人却很容易。为了解决剩余食物的腐败变质问题,我创造性地把讨要食物改为讨要粮食,然后再把粮食带到城里高价卖掉。我对自己的发明甚为自得,我坚信高矮胖瘦瘸五位绝不会想到如此绝妙的主意,我甚至已经在为他们失去象我这样一位高手而感到惋惜。
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便有了四十元的收入。在那时,这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因此,我住进了城里的旅馆。当我用滚烫的热水彻底把自己清洗干净而后懒懒地躺倒松软的席梦思床上时,自己仿佛变成了城里人,我居然会感到了满足。但钱很快就被消费掉了,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旅馆。
离开旅馆的那一刻,我莫名其妙地对城里人充满了仇恨,恨恨地把他们比作狗,他们住的地方比作狗窝,因为狗在我心目中是天底下最坏的动物之一,比狼还要凶百倍。每逢有灭狗运动,我都会喜极而泣,就连吃狗肉我都会有复仇的快感,这也是我现在每顿饭必有狗肉的原因。
但我还是渴望这种“狗”一样的生活,或许溶于他们甚至超过他们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和讽刺,而且我清醒地认识到,要长期地过这种生活必须首先解决掉钱的问题。可这钱又从哪里去弄呢?我本能地厌恶劳动,因为班主任对劳动最光荣的教授和他从来不劳动的现实,我显然把自己的困境完全归罪于他了,凡他倡导的我都一概地反对,难道不劳动就不能有收获吗?那时,我所认为的劳动就是体力劳动,所以我不信。
曾经拥有过四十元钱的经历告诉我,那便是最绝妙的办法,我决定藉此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我对前一段的经历进行了认真地总结,做叫花儿有三大要点必须把握:
一是放弃自尊,见人矮三辈,其实放弃自尊是为更加自尊服务的,叫花儿又何来自尊?二是经常变化地方,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即使这个地方充满了诱惑;三是要能够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外表固然重要,悲惨凄切的身世简直就是一把杀手锏。
我搜肠刮肚地编造一些悲剧故事来证实自己的可怜,连自己都常常为自己的故事所感动,讨要的目标自然地由粮食又拓展到了小额的金钱。
我获得了成功,我的成功来自于无数曾施舍过的人,所以,我既能够容忍无赖,又对无赖充满了仇恨,当然,我不会对人采取任何过激的手段,因为人曾经帮过我,尽管都是陌生的农村的,我觉得他们最可亲。——当我数着由分变角变元变更大面额的现钞到二十万的时候,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点钱技术,前前后后数了十遍才肯罢休。
有了这个我最初就确定的目标,我决定金盆洗手,不仅因为这原非长远之计,而且这二十万让我的自尊疯涨起来,我似乎有点儿不屑再去做这些有损颜面的事儿。我决定做城里人,有产业的那种城里人,这种人似乎更趾高气扬。
我在一陌生的小县城租了两间门面房准备一点儿小买卖,不料刚开业不久,就被当地的同行给踹了场子,一下子便损失了近三万元。
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象醉酒的人突然清醒了几分,尽管我仍很固执,但看来,这城里人不是说做就能做的,似乎回家才是我的正道,那里有我倍感亲切的人。
至此,我仿佛懂了一个道理:人的烦恼都是由于压力所致,而压力多来源于对困难的想象,其实,困难远不如想象中那样难解决,无非就是放弃或迎难而上两个解决办法,还能咋样呢?当然,要采取这两个办法并不容易,还要取决于人变化的态度,只要有了无所谓的态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看开了,想象就失了限制,难便不难了,有时候想象真该好好限制一下。
说完,大舅哥直直地瞅着我。我不知他给我讲这些到底是何用意,或许只是一时为情所激,却让我了解了谜一样的他。从此,我们之间的交流多了起来。
客观条件的变化必然地要引起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人的情绪和生活态度。渐渐地,我发现他有许多独特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譬如,人一生不该总去计算自己挣了多少钱,最该关注自己消费了多少钱;生存高于一切,感觉即为存在,过去的就是生活;这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使这两个人有相同的职业和经历,而这都是因为他们的主观存在;正视现实,走一步算一步等等。
如此应不难理解,他顽固地以“有所得必有所失”为由,拒绝再找一个老婆,甚至雇一个保姆,而宁肯自己去做饭,或许他已把做饭当成了一种乐趣。一个比我还要古怪的人!
所以,因为无所事事,我便试图逐一去反驳他的这些观点,却又常常不能自圆其说,便蛮不讲理与他争论不休。他不善争论,或许不屑,他只顾说自己的话,即使有所辩解也简洁且从不重复,但只要通过语气的轻重缓急轻易地便能判出他所要表达的重点,而且只要我的态度稍加激烈,他便沉默以对,争论因此常常无果而终。
说来奇怪,在这种漫无目的又因没有结果而显得毫无疑义的争论中,我的情绪竟渐渐好了起来。
人的情绪对事物有夸大或缩小的功能,好的情绪往往能化繁为简,而坏的情绪却常常能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扯不断理还乱,尤其在人独处的时候,思路就象被拉进了狭窄的死胡同欲进不能欲退无路。情绪的变化是经常的,变化得越激烈越说明人的不成熟。
或许正是由于情绪的这些特点,我自动放弃了休假,觉得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新的,体内的真气象积攒了千年似的急欲喷发,我不再在乎别人的看法。
但越是幼稚的人,骨子里的东西越难以改变,我和丽萍之间始有缓和的关系很快又因为房子问题而陷入了僵局。
她越来越刻意追求表面上的东西,对表面上的东西过于追求实际上是虚伪的表现,我本能地反对虚伪。显然地,我们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她却到县城买了一套大面积的住房,甚至事先没有跟我打一声招呼,虽然我们已长期分居,她还是装作欢天喜地拖着我去看房子,我木偶一样跟着她。
鉴于我曾经帮她处理过那些信封的经历,我坚持认为这房子的钱来得不干净,便和女儿拒绝搬入。即便这样,也开始有人到家里温锅,尽管他们故作清白地空着手,但我猜想必定少不了背后的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我不想让女儿过早地沾染这些脏东西,便和女儿躲进了大舅哥的家里,那一刻,我居然觉得这里是唯一的净土。
大舅哥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朋友也是财富,凡事看开些。
我没有理智地质问道,那么,买房的钱从哪里来的呢,人为什么不能清白一些?
大舅哥面无表情地说,借我三十万,余下的据说是县委奖的。
会奖那么多?我不信,但也没有让自己的想象似过去那样任意蔓延,所以才会象拯救落水者似地去办公室质问她。
事情还没来得及说清,就被造访者打断了,她的办公室总有那么多造访者,比校长的还多,莫不是有意安排?存着疑问见她无奈地摊了摊手,便知她不想再说下去。
从此,我以跟她连到一起为耻,而那些讨好者却非要把我的称呼隐去改作丽萍书记的老公。这个在别人看来或许最荣耀的称呼,无疑要让我愤怒,这也是我尽快停止休假的原因之一,我最喜欢的还是老师这个称呼。
讨好者却偏要让我讨厌,我便冲他们发火,他们莫名其妙,我偏不讲明原因,而且我会常常想:这天底下怎么会这么笨的人?真是苍天有眼,就是要把他们造的这么笨,早晚笨死!我恶毒地想着,努力地把她、他们全都想象成贪官,我甚至已看到了她和他们受审判的宏大场面。
然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而且由于她变得沉默寡言,反让她给人感觉多了些领袖气质,据说,县委书记发话了,因她是全县唯一的女镇委书记,两年后将提拔她进县委班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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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家说,我认为,脸面就是虚荣心。适度的虚荣心是为人的必需,但虚荣心最容易扭曲,扭曲了的虚荣心常常能让人为之疯狂,为之不择手段,为之不惜一切。
我的讲述,或许不够精彩,但真实,若是兄弟们无法跟我一样感叹,就只能怪我拙劣的语言表达了。
算了,不啰嗦了,还是让我们尽快进入讲述——
人的惰性首先是与生俱来的,其次才是由环境逐步改变的。我们家的事总算平静下来之后,象刚跑完了一场没有结果的马拉松比赛,我懒懒的提不起一点儿情绪,只想酣睡他几天几夜,却又莫名其妙地担忧自己一旦睡去到底还能不能醒来。
此时的杨丽,由于受了娘家人的撺掇,反而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她不再满足于那些零花钱的许诺,总缠着我要求独立负责一方面的经营,目标直指我们家的兴高牌植物油。
植物油项目是我们家的起点产业,且不必去考虑她的动机,单是她的经营才能尚不及表妹的万分之一,我就决计不肯交给她。
她便以回娘家不肯回来照顾孩子相威胁,任父母如何劝说,我还是决定不去理她,倒不是父母所说的我突然变得象起了性的牛一样倔强,这是蓄谋已久的——绝不能总是姑息迁就,必须创造出能彻底制服她的招儿,否则她将一生一世都骑到你的脖子上拉屎,所以,我不顾父母的极力反对,宁肯去雇一个保姆。
雇保姆前些年似乎还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村人即使再需要再有实力也决计不能雇的,否则仅村里人指指点点的议论就足以戳穿你的脊梁骨儿,当然,那时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人的观念就是这样依附于现实又总是超越现实地变化着。到了今天,我决定要雇保姆的消息刚一传出,立即就有十几位女孩前来应聘。
我们没有必要去关注哗然的舆论,单说作为老婆的女人绝对是娇惯不得的,果然,未及我做出决定,那些有鼻子有眼的关于保姆与雇主之间关系总是不清不白的谣传已经让杨丽不请自回了。
她夸张地痛哭流涕夸张地撒娇耍泼,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娘家人,说什么受了他们的蛊惑:她的娘家人发家无门,倒有不少邪招,曾教她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