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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畅销的“戈兰”红葡萄酒，也产自这块被占领土。
在“眼泪谷”时，与几个在此凭吊的以色列民众攀谈。他们对我说：作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反对将戈兰高地归还，但他们不希望全部归还，因为这威胁到以色列的战略安全。
“战略安全”，并不在于居高临下的军事优势。一位以色列将军就对我说，以现在以色列超强的军事实力，凭借先进的反导弹系统和战无不胜的空军，叙利亚即使占据这个高地，也不可能在军事上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威胁，最主要表现在水源上。水，对处于干旱地区并缺水的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民族来说，是民族能否生存强大的一道生命线。
戈兰高地在这方面有举足轻重作用。它北部是雪山，多条河流纵横其间，最终都注入加利利湖。这里是以色列最大水库，从这里修建有纵横以色列全国的输水管道。一旦敌国控制戈兰高地，小则掐断加利利湖的淡水来源；大则可能居高临下影响以色列对整个湖泊的占有。
在戈兰高地的在划界上，以色列坚持１９２３年的国际边界，边界线距离湖边数十米到数百米不等，这样以色列就可占据戈兰高地西部湖边的狭长地段，确保对加利利湖的完全控制权。
叙利亚则声称，应以１９６７年中东战争前的停火线为界，该边界线直达湖边。叙以谈判难点，就是双方争议的这块长约１０公里、宽不过数十米的弹丸之地上。
１９８１年；在“鹰派”推动下，以色列议会通过法律，兼并戈兰高地。这遭到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拉宾上台后，曾努力推动叙以和谈，希望两国化干戈为玉帛。２０００年，经过长时间秘密谈判，叙以就归还大部分戈兰高地达成共识，这项秘约称为“餐巾协议”，基本上以以色列意见为主。
协议送到大马士革，叙利亚老总统阿萨德刚愎自用，拒绝“在以色列仍占领一寸阿拉伯土地前提下实现和平”，谈判无果而终。
伊拉克战争后，以色列战略环境空前改善，对阿拉伯世界的优势更趋明显。相形之下，被美国指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叙利亚四面楚歌，为摆脱孤立困境，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的儿子——巴沙尔提出重开叙以和谈，并表示２０００年共识可作为谈判基础。
中东的许多的问题，都是在领袖一念之间错过。叙以谈判如此，阿拉法特当年不签《戴维营协议》也是如此。对于巴沙尔迟到的善意，强硬的沙龙自然不会随声附和。他得寸进尺，明确提出了五项苛刻的谈判条件：
16。匕首；插在中东心脏部位（4）
叙利亚停止支持“巴勒斯坦恐怖主义”，驱逐或解散在大马士革活动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和杰哈德组织。
从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贝卡谷地军事基地驱逐伊朗革命卫队。
叙利亚终止与伊朗的合作，停止向巴民族权力机构运送武器，停止煽动以色列阿拉伯人。
在黎以边境驱逐亲叙利亚的“真主党”武装，代之以黎巴嫩军队。
拆除“真主党”在黎南部地区建立的“地对地”导弹基地。
叙利亚不大可能让步，因为一旦它顺应以色列的条件，它也失去了与以色列讨价还价的筹码。退一万步讲，即使叙利亚真满足了这些条件，它也别想在戈兰高地上占到便宜。沙龙说，他不打算将以色列军队撤回到１９６７年前的叙以边界线。实质，就是不放弃戈兰高地。
以色列农业部长卡茨则宣称，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未来三年将居住在戈兰高地的犹太定居者数量增加一倍，以此加强对戈兰高地的控制权。
在生意场上，犹太人的精明，世界共知。在谈判桌前，以色列也总是竭尽全力捞取好处。这种缺乏变通的态度，是中东问题迟迟无法突破的主因。戈兰高地问题存在一天，叙以两国自然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以色列军队和真主党更经常在高地北部地区擦枪走火。
３０年军事分隔，更给当地德鲁兹人带来了深重灾难。德鲁兹人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同，信奉先知摩西的岳父为神灵。身处两大敌对民族之间，德鲁兹人尝尽了猜疑和冷落。
据统计，在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共有约１。７万德鲁兹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在对方控制区。他们迫切希望戈兰高地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至少，这样他们亲人能够得到团聚，也可以早日回访故土。
在一个残破的德鲁兹村庄，杂货商Shams对我说：“在以色列，经济是好一点，但祖国是第一位的，就像你即使开着奔驰，绝不会丢弃贫穷的母亲。”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绝大多数德鲁兹人拒绝加入以色列国籍。每年的夏天，都有德鲁兹少年在北部举行夏令营，他们遥望叙利亚村庄，呼喊着“叙利亚、叙利亚、叙利亚”。成年人则面对故乡吹起牛角号，声音呜咽中是难圆的归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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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1）
一位以色列同行说，许多外国劳工，最怕的不是爆炸，而是警察——每次爆炸发生后，总是一些伤者自己挣扎着离开现场。他们是黑工，其中不少就是我们的同胞。在这片狭小土地上，已有７名劳工倒在了自杀式爆炸中。战乱下的生活是现实的，盲目的偷渡更让人痛心。在埃以边境，以色列士兵曾朝中国偷渡者开枪，一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死在了枪口下。
心灵的恐惧
正要落笔的时候，窗外又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侧耳一听：还好，似乎只有两三辆警车，渐行渐远，没有爆炸后必然地连成一片的尖利鸣叫，让人心惊肉颤。依常识判断，可能哪儿出了点交通事故，或者更可能的——在某个大型超市前，发现了一个情况不明的包裹……
开头的这句话是我在耶路撒冷一个夜晚写的。紧张的生活让这篇本来想写中国人的文章也就只写了开头几段，太多的悲剧让我当时再也无力叙述下去。现在接着朝下写吧，当我离开这片土地时，毕竟还有那么多我亲爱的同胞还在血腥冲突中承受着莫大风险，体会着生命边缘生活的无奈和刺激。
在以色列呆久了，似乎习惯了这种战争边缘的状况。如果隔上一个小时还听不到警车或者救护车的鸣叫，心里不由地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当然，随即而来的还有一阵欣喜——总算可以安静一会儿了，但这种欣喜往往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后更尖利的鸣叫中消失。
打开电视机，如果没有听到有关伤亡的报道，心里顿时就会打一个疑问，真的就天下太平了？时间长了，每次走过超市门口，先要看看门口是否有安检人员，没有，不进去！有，如果他正在聊天，不进去。如此工作态度，怎能防得住无孔不入的“肉弹”。
“动荡”，总是生活的常态，每天充斥荧屏的，总有太多的尸体、鲜血，甚至已散成片或块状的肢体，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巴勒斯坦人。有时，梦中，发现自己又置身在爆炸现场，呛人的血腥味将我从半夜睡梦中惊醒，独自茫然坐到天明。无所想，似乎又想了太多。
作为一个记者，我总是努力记录着生活的片段。每次爆炸发生，我总是迅速冲向现场。多次，正躺在床上，爆炸声传来，来不及梳洗，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胡子拉碴一脸睡痕的我，就出现在现场。
我不是非常怕死，但在这是非之地时间久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珍惜生命。只有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公允的：只有一次。
生活却永远不会公允，总有太多的冲击。即使来到了遥远的以色列，依然没有逃脱这种劫数。这是劫数吗？难道这块圣地，却总是带给人们不安定的血腥吗？
在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倒在巴以这块土地前，请让我赘述一下此前的一起屠杀。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６日，约旦河西岸一条公路，偶尔有车辆往来，远处，是看不到河水的约旦河谷，连接着茫茫一片的荒山，空阔，安静。
在巴以地区，采访中，我曾无数次从这条路经过。为避免风险，摄影记者高学余将他和我合开的一辆汽车四周都贴上了“ＴＶ”的大红字幅。尽管我们不是电视台记者，似乎用“ＰＲＥＳＳ”更为合适，但“ＴＶ”却是人人知道的最简单的字幅。它成了我们的自认最有用的护身符。
“护身符”并不万能。许多记者车辆仍不可避免地遭到伏击，就发生在这条公路上。幸好，这一天我没有踏上这条道路。这是一条不归路。当一辆小型厢式车突然出现在这条空旷道路上时，死神出现了。
路旁的山冈上，一个巴勒斯坦枪手突然出现，他训练有素地向汽车投掷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人们从车里惊恐地逃出来，鲜血不停地溢出，中间夹杂着孩子的哭泣。
但没有用，迎接这些人的是枪手冲锋枪的扫射。我不知道当时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孩子时，枪手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沉默？还是狞笑？如果狞笑，那似乎更能证明他是恶魔；更可能的是沉默，人性的黑暗，即使是推托于仇恨，那也只是对仇恨这个词的侮辱。
当以色列警察赶到时，巴勒斯坦枪手早已逃逸。７名乘客当场死亡，随后又有两个人在医院中告别人间。
其中有一个是刚满九个月的婴儿，他也成为以巴冲突２２个月来身亡的最年幼的犹太人。可怜他的父母还没来得及给他取一个名字！
第二天晚上，在同事蒋国鹏住处，与他的房东、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慈眉善目的犹太老太太聊天。
“刘，对这里有什么感觉？”她问。
“你觉得呢？”我反问。初来乍到的我，非常希望能听到当地人的感受。
“我还好……”她边想边回答，话锋突然一转，“说实话，我现在也不大敢随便外出，你知道，到处是爆炸，我现在也不看电视，那电视新闻，不听也罢。”
兴许是看到我的脸色，她马上安慰我：“中国人命大，与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友好，应该以后不会有什么事了！”
这只是她美好的愿望。一个多小时后，当我从蒋国鹏家回到住处时，突然接到电话：以色列“自由的心脏”特拉维夫又发生了连环自杀式爆炸事件。除了两个自杀式爆炸者外，还有三个人在瞬间离开了人世，这其中有一个是我们中国同胞，许恒勇，３９岁，来自福建平潭。
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2）
７天后，许恒勇的同乡、在这起爆炸案中受伤的李斌也终因伤重不治在医院去世，时年３４岁。他也成为第四名在以色列遭遇自杀式炸弹而身亡的中国人。
向国内发这条“７·１７”事件的稿件时，我不禁泪流，为同胞的不幸，为这片土地无穷尽的流血。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中国劳工在以色列喋血。在这次爆炸前的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女子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耶胡达集贸市场附近车站拉响了裹在身上的炸弹，六名平民丧生，其中就有中国劳工林春美、蔡献阳。还有两位同胞林金谋、陈拥军被炸成重伤，身体多处截肢。
２００３年１月，又有三名中国劳工倒在血泊中：他们是李培中、郭爱平和张敏民。
巴以的动荡还在继续，血还在流淌。一直负责处理劳工问题的中国驻以色列参赞范建民对我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