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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出身行伍世家，青年时代在科举失利之后，干脆将诗书付之一炬，投奔淮军，言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从军后不久，23岁的袁世凯即以其出色的表现获得总督朝鲜的机会，在朝期间，指挥清军击溃驻朝日军，挫败了朝“开化党”人士发动的“甲申政变”，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并由此得到淮军主帅李鸿章的重视。在1894年，甲午战争，清廷海路皆败的情况下，李鸿章重用袁世凯督练新军，也从此揭开了袁世凯叱咤中国政坛的序幕。
袁世凯最初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只是对当时屯兵那里的5000士卒进行训练，应该说起初并不为人所知，但从现在来看，这却是中国军事史上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其中的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后来成为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他采取先进的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只一两年时间，这支新军就被打造成为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其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
后来，以这只新军为为主体，编练成了“北洋常备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洋军。至1898年，戊戌变法之时，袁世凯的新军已经成为了维*人积极争取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然而在这关键时刻，袁世凯最终站在了太后一边，因为他的告密，维*遭致了毁灭性打击。而他却因此而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之后，袁氏又经过了两次大规模训练新军，至1905年，其所统领的北洋军不论在人数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成为国内最强，其势力更是遍布整个军界。
很多人认为，载沣上台伊始，就准备拿袁世凯开刀，是因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的告密导致了维新失败及自己的哥哥光绪被囚瀛台，于是替兄报仇，我对这种说法向来嗤之以鼻，这是拿我们市井小民之心去揣度人家政治人物了。
光绪入宫之时，这个弟弟尚未出生，两个人并无共同生活的经历，因此不可能有太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一路受慈禧太后提拔，并将自己的儿子立嗣为帝，他又怎么可能在慈禧尸骨未寒之时，做出否定慈禧太后功绩的事情呢？
要想分析出载沣和袁世凯结怨的原因，需要把这两个人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
满清铁骑马上夺江山，靠的是他们的勇猛与凶悍。但与庞大的汉人族群相比，终归还是少数民族，且这个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水平极低，这就使得他无法从其族群中选用足够数量的各级干部。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满清统治者首先不得不非常注重网罗汉族的优秀人才，为己所用，比如几个著名汉奸，洪承畴、施琅、吴三桂等，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对汉人怀有戒心，努力不使汉人掌握兵、政实权。
然而等到太平天国时期，大家才惊愕的发现，原来能征惯战，能骑善射的八旗子弟竟然已经根本不会打仗，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八旗子弟”逐渐成为了那些提笼架鸟、招猫斗蛐蛐的游手好闲之辈的代名词了，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这时候，由汉人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异军突起，向世人展示了其强悍战力的同时，逐渐将湘淮系势力做大，同时使政府中汉人和满人的势力对比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被平灭后，各地督抚已大都由汉人担任了，也就是说地方军政首长中，汉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满人，至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执掌湘淮系时，甚至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竟然将国家的军政大权全部掌控于汉人手中，及至袁世凯以新军而坐稳，汉人的势力越来越大，满人则逐渐势微，使满清贵族危机感逐渐加重。汉人势力的膨胀，慈禧太后早已察觉，当年，袁世凯仰仗荣禄、奕劻的宠信，兵饷集于一身，倾全国之力而将其所部新军扩练为六镇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一定的非议，御史王乃征向慈禧太后奏称：
“今日国家兵赋之大政悉听”袁世凯一人，“该督年甫四十，曾无勋绩足录”，“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即使忠纯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臣抑以为不可，况该督之断断非其人也”，甚至大声疾呼：“满溢之戒，该督既不自知；逾分之嫌，朝廷独不加虑乎？”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个意思，袁世凯就是当年的董卓、曹操、司马昭，老佛爷您小心了。
1907年，袁世凯入值军机处兼外务部上书，有些专家认为这是慈禧太后对其明升暗降，从而剥夺了袁世凯的兵权和财权。而笔者对于这点却有所怀疑，首先，当时内忧外患，国家需要有袁世凯这样的军队实力派为国家分忧。其次，这样做，明升却不能做到暗降，因为此时的袁世凯，其党羽亲信已经遍布北洋军，其对军队的控制并不会因为他的调任而改变，第三，军机大臣的职位，使袁世凯从一个地方军政大员，一跃进入了国家的决策层，从而可以有效的影响国家决策，第四，老佛爷弥留之际，托孤大臣中就有袁世凯。所以，我认为，老佛爷对自己驾驭这匹千里马的能力还是信心满满的，他对袁世凯还是给与了充分的信任的。
然而，与自信的慈禧太后相比，那群庸庸碌碌的满清贵族可没有那么的气定神闲，历史证明，身处高位的无能之辈从来是心里不踏实的，从来会没事找事的搞点破坏的。当代表满清贵族阶层的相对强势的光绪皇帝和绝对强势的老太后相继辞世后，不足三岁的溥仪，和他那没有多少执政经验的26岁的爹，完全不能使朝中那帮无甚本领的满清贵族们放心，而载沣估计对自己驾驭袁世凯的能力也毫无自信。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袁世凯的政治主张，袁世凯自拥兵自重之后，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制度，也因此得到了立宪派的支持，并鼓动曰：
“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意思是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正应该为国家的变革做些事情。
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君主立宪改革，使自己进入内阁，甚至总理内阁之心是可能存在的，于公，用先进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于私，其个人可以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
综上所述，以载沣为首的满清贵族的疑虑不是空穴来风，载沣不管是受到了废物贵族们的蛊惑撺掇，还是以自己不长的从政经验得出的判断，总之他认为袁世凯的存在极大的威胁了他们父子的权威地位及整个满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袁世凯促成国家进步，削弱皇权统治和贵族权力，实现个人政治理想的动因也是存在的。
这就形成了两个集团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民族利益、集团利益相比，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导致的载沣和袁世凯之间的个人恩怨真的无足挂齿了。
在慈禧当政时代，相对较好的平衡了满族权贵集团和汉族权贵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即保证了养尊处优，碌碌无为的满族贵族们依然拥有与之能力不相符的权力和利益，同时又笼络住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有能力的汉族官员，并通过他们的全情投入，披肝沥胆，达到以汉治汉的目的。
不仅如此，老太太甚至预感到了在她离去之后，两个利益集团有可能出现矛盾的激化，于是在弥留之际留下了政治遗言，他流着泪对袁世凯，奕劻等人说道：
“你们都是先皇老臣，现在的皇帝太小，虽然有载沣摄政，但也必须依赖几位老臣才行”，
接着老太太又对载沣说道：
“你现在应该拜一下这诸位老臣，你还太年轻，要想治国一定要多听几个老臣的意见”
于是当着老太太的面，载沣与诸位老臣伏地护拜，其状甚是感人。
老佛爷在行将离去之时，最后一次展现了她的政治智慧与手腕，这一幕托孤的戏，对双方都提出了希望，特别是对载沣，告诉他，要依靠几位老臣，以度时艰。
第五章 被有病，袁世凯回籍养疴
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发布了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也以显著位置分别于同日和后日登载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慈禧辞世尚不足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他的政治主张了。
这一下，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老同志们纷纷找到刚上台的载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一个意思，不能让袁世凯得逞。其中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二人便联手密告：
“现在内外军政，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以前他还畏惧老太后，现在太后已亡，这小子认为朝中已再没人能够钳制他了，是以如此的狂妄，您如果现在不下杀手，他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再想剪除难上加难，到那时养虎为患，您自己都恐遭不测啊”。
这个善耆大家都不熟悉，但他闺女却是尽人皆知，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后面我们会详细提到，此处先按下不表。
载泽是满洲贵族中既亲且贵的人物，曾于1905年受清政府派遣专门赴国外考察宪政，于专门报告之外又上密折，可谓当时政坛上大红大紫的人物，其言论足可代表满洲贵族核心人物的政治意图。
还有个叫溥伟的，此人是第一代恭亲王奕䜣的亲孙子，曾经是光绪三太子之一，也就是溥仪皇位的主要竞争者，本来和载沣有过结，此时也跑过来，拿着道光赐予其祖父的白虹宝刀，高喊：
“我要用先皇这口宝刀，手刃了袁世凯这王八蛋”。
载沣不是一个暴虐的人，甚至还很忠厚和平和，但有这么多皇亲国戚煽风点火，何愁脑袋不热啊。
于是载沣就急了，你袁世凯什么意思？老佛爷在的时候不都说清楚了吗？君主立宪咱一步步走，九年后咱们召开国会，你这么迫不及待想要干什么，我这位子还没坐热，你就想夺我的权，老子先要你的命。
为什么一个请求速开国会的奏章会让年轻的摄政王及其背后的老同志们暴跳如雷呢？很简单，君主立宪通俗点说就是要求皇帝出让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权力给给国会，夺权揽权的事大家都愿意，交出权力恐怕就不那么主动了，载沣也是人，所以他就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没有权利的时候总希望有权的人*，多分给自己一些权力，一朝权在手就想*，希望我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谁也不要反对，而载沣正好就刚刚坐到老大的位置上，这时候你要我交权，是万万不能的，前面我们讲过了，在满清权贵们看来，袁世凯并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一个足以颠覆满清统治地位的汉人集团，因此如果让袁世凯得势，那么他绝不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