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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别了猪圈家园，也作别了我的伙伴丁西和三军。可以说从此以后我们就行同陌路。人的感情确是不可思议，不敢缅怀。“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凉”古人之言不可不信。当然，也不可全信。
第六章 1981年
１９８１年上期，雷亮老师率领三四年级的学生把课桌搬到离村里把路远的文风完小。我们的复式班变成了单式班。这所四合院式的完小共有四个班级。其中三年级两个，四、五年级各一个。
这一年所学的知识应该是头脑一片空白。语文数学没有一门超过６０分。几十年后，我已经想不起数学老师是谁。记忆的沙滩上只残留着两件空贝壳一样平凡的小事。谁没经历过，又还有谁经历过呢？
那是个倒霉的下雨天，我背着书包兴冲冲地跑向我的教室。周小凤的七妹周七凤正跟一女生追打。那女生窜出室外，周七凤嘻嘻哈哈朝她逃逸的门外扔出一团蛋黄大的泥球。泥球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正好打中我的左眼。我一手抹开眼眶的泥团，一手捂着剧痛的眼睛，放声大哭。有人报告了正在屋内办公的雷亮老师。他闻讯而出，立即让我仰躺在一条长凳上，神速地打来一盆温热的清水。他用洁白的毛巾为我清洗眼中的泥沙，用慈爱温和的语言宽慰我，说：“把眼睛睁开，眼睛是不怕水呛的。”我感到雷老师温暖的双手像爷爷的抚摩，他耐心而细致地洗涤了很久，不时地追问：“还疼吗？能睁开了吗？”我摇了摇头又说：“好些了。”雷老师扶我起来，说：“赶快回家去，要你阿爸用些眼药。”
母亲急急忙忙地舔舐我眼里的泥沙，又匆匆去田间地头找来几味草药。她把药草洗净，放入口中咀嚼成药泥。我肯定那草药是苦涩难闻的。但母亲的脸上流露的是焦急疼爱的神情。她小心地把嚼烂的药泥放进洁净的茶杯里。母亲漱完口，又轻轻地掰开我受伤的左眼，再次伸出舌头为我舔舐滞涩在眼中的泥沙。母亲的舌头是温润柔软的。她舔得特别认真，赛过老牛舔犊。我疼痛的左眼经过母亲的舔舐马上舒服了许多。母亲舔了很久，直到我说不痛了，她才让我闭上眼睛，小心翼翼地给我敷上草药扎好绷带。接连几天，母亲都悉心为我洗眼，舐眼，嚼药，敷药。
这些日子，我灰心丧气的来到学堂，极怕别人嘲笑我“独眼龙”。然而，当时的同学个个孤陋寡闻，脑海里根本没有这个词汇。或者，是当时的我们个个心地善良，纯洁无私的同学们对不幸的人儿怀有更多的同情。
有个天气晴朗，百花争妍的日子，我的左眼终于不再疼痛，完全恢复了正常。我心情舒畅，仿佛一只快乐的小鸟叫着笑着歌唱着春意盎然的大自然。雷亮老师领着我们来到学校东面红清桥上游的荒地上开辟鸿蒙，希望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劳动开始，几十位小学生分组翻挖几块簸箕斗笠大小的土地，相安无事。后来几十个同学拥挤在一块小荒地开垦时，倒霉的事又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天生热爱劳动，积极向上，奋勇挥锄，一马当先。丁小宁也是那种争强好胜，不甘落后，勇往直前，继往开来的红孩子。他紧随我后，努力拼搏，一锄下地歪打正着，左边的三锄指正好扎进我右边的脚后跟。我“哎哟”一声，小宁扔掉锄头，忙不迭地亲切慰问：“疼吗？痛吗？”我的脚后跟血流如注。我苦笑着说：“木了，不疼。”有同学大嚷：“老师！丁小宁挖到丁晨船的脚了！”雷亮老师扔下锄头急忙跑来探询伤势。他焦急地询问围观的学生：“有衣兜屎吗？有衣兜屎的赶快拿出来！”同学们纷纷翻出衣服和裤子的口袋，雷亮老师一一收集，凑成一团拇指大的棉绒细碎。拉我到江边洗涤血淋淋的脚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衣兜屎敷在冒血的伤口上。流血有所收敛，但仍在不断地从衣兜屎周围渗出鲜红的血液。雷老师要我立刻回家。他当即用我的流血事件作为安全事故的生动教材。他心情沉重而严肃地说：“同学们呐！挖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前后左右保持距离，前面坚决不允许有人！全体同学都一字排开。安全第一，劳动第二！”我一瘸一拐地远离劳动基地，风中隐约传来雷老师意味深长的《一粒黄豆打死人》的故事。
诚然，我的脚伤还是母亲的几口草药敷好的。期间，我像受伤的鸟儿扑棱着翅膀企图飞得更高更远。因为我前面有学习的好榜样，后面有父亲威严的敦促。
最近的榜样是我二姐。她学习认真刻苦，考出了前几名的优良成绩。六一儿童节那天，她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胸前飘舞的红领巾让我钦羡不已。离我远点的榜样是外班的丁明敏。课余时间，他不是在路边看连环画，就是在看《小蜜蜂》杂志。当时的《小蜜蜂》之中画了“美女蛇”江青。我从中明白了毛主席的三太太是祸国殃民的狐狸精。丁明敏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时时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我有上进的心情，也有求知的欲望。可是我的基础很不扎实。父亲要我打算盘打“三十六宫”，也就是从一加到三十六。我打不出。我连珠算口诀都没有背诵下来，怎么会打算盘呢？父亲骂我连还没开蒙的建行都不如。建行是建国的弟弟，是我后来的数学老师的儿子。建行的父亲在村里吹嘘建行是数学天才，将来可望成为华罗庚式的数学家。才六岁的建行经过他的点拨已能用算盘打百位的加减乘除。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村中妇孺皆知。我自愧弗如暗中钦佩。建行真可谓我求学路上的又一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话算不上真理，但有很高的含金量。
一天，二哥晨明在家寻找什么东西，从床底下找出我精心打造的一辆“红泥牌吉普车”，外加一薄膜袋子“红泥牌轮胎”。他板着脸孔扔到我面前，忿忿骂道：“你还没死！这么大了还玩泥巴！”我低头脸红不敢吱声。大人总以为小孩脸皮厚，没自尊。大人们什么话都敢说敢骂。只要不合意不顺眼，他们就脱口而出口诛笔伐。我的自尊受到严重摧残，但屈辱感的升涨是短暂的。没半天工夫，兄长、师长、父辈的谆谆教诲就忘得一干二净。贪玩的天然劣根永远也拔不完铲不尽，比“春风吹又生”的野草还愚顽不化。
这年暑假，二伯父从北京乘飞机到广州开会。返回首都时他改坐火车，途中下车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神秘伟大的二伯父。早些年月，我跟邻居家的孩子吵架，只要我说要告诉二伯父，要他开坦克和大炮来，别人就哑口无言了。
听父亲说，二伯父是国民党时期的大学生。在我们这方圆几十里都有他在京都做高官的威名。自从二伯父考上大学，目不识丁的爷爷的绰号“衡州牯”也换成了“燕先生”！古人说“母凭子贵”，其实，父也凭子贵。当然，这个儿子必须是有出息的儿子。
民间流传着许多二伯父的小故事。比如：他还是学生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爷爷要他去守护油茶山，他看见别人偷咱家的油茶子，也视而不见。说二伯父有先见之明，早就知道要共产，地主终归要打倒。后来，我在县志上也看到了二伯父的大名。他当年名噪一时并非虚构。
二伯父在家乡逗留了两三天。村里有很多人请他呷茶，吃饭。那天午后，二伯父躺在巷子里纳凉休息。忽然，有一外地的小姑娘在村巷子里吆喝：“卖冰棒。。。。。。”二伯听到她的吆喝，马上站了起来，他朝那小姑娘喊道：“过来小鬼，我买几支。”二伯父称女孩为“小鬼”，我感到无比新奇。也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冰棍。我没有思考大热天的冰块是如何造就的，我只知道和全家人一起品尝冰冻的甘甜。
二伯父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忙碌了几十年，爷爷奶奶的辞世，他也顾不上回乡尽孝。他内心有股无法言语的辛酸苦辣。由于出身地主家庭，使他历次政治运动都无法幸免于难。他们全家曾经被驱出京城，在最贫困的贵州省生活了几年。他说村里有人告状，想把他搞回老家。他说还是二伯母说得好，我们全家人能够平安的生存下来，没有家破人亡，已经是万幸中的万幸！
二伯父路过家乡十二年后的1993年，我随大哥晨星看病，去了北京。我问他为什么不住在司令部。二伯父说：“我当时胆大一点，不离开五棵松，就完全有机会升上将字号。在那儿有很多比我资力浅的人都晋升为将军。”我说：“要是我能从政就好了。”二伯母说：“你二伯父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都没搞出名堂。你搞什么政治呢？”二伯父未圆的将军梦，成了我们全家的憾事，也成了家乡的憾事！
二伯父这次回乡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北上前，他和大伯、父亲来到爷爷奶奶的墓前志哀凭吊。二伯父鞠躬默哀了很久，悲戚叹惋：“唉！父亲就是不该到了晚年还双目失明！”二伯父这一声叹息深深的沉淀在父亲的脑海。以致后来，父亲一提到二伯父的故事，就不由自主地重复二伯父留在家乡的最后一声太息！
我的记忆中二哥曾经在早几年出走他乡一次。我不知道他出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父亲说他出走是恋爱的缘故。二嫂当时嫌我们成份太高，高得一无所有。没有房子，肯定是“高处不胜寒”了！二嫂曾把一双鞋子放在井水旁，做出投井自尽的假象，以示抗婚。那次二哥拿着算盘去她家算帐，可能就是这回事故之后。二哥出走也可能就是她抗婚之后。父亲因此十分讨厌二嫂，因为二嫂差点使父亲丢了个儿子。二嫂下嫁我家后，父亲一直看二嫂不顺眼。常有口角发生。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父亲的观点有点对头。见他们吵得太多了，我就觉得父亲过于偏激。
近来一次酒后，我们兄弟拉家常。我问二哥那次为何出走。二哥说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恋爱。而是因为听说唐山大地震之后需要招收许多工人。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捷径实现当工人阶级的梦想。没有路费，他就爬火车。结果才到岳阳就被扣留了。
我记得二哥离家出走后，父母都急得要命。母亲的双眼哭得像红色的桃子儿。却又不知道往哪儿找。只好在家里干着急干等待。过了半个多月，岳阳收容所打电话给公社，要我们家里派人去接二哥。父亲让大哥去了岳阳。二哥回来后，二嫂家的几个姑妈姨妈什么的来我家，把他们的婚事又说动了。
由于解放区的天越来越明朗，赶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太平盛世拉开帷幕。二哥这个地主狗崽子终于与右派臭老九的女儿恋爱成功，臭味相投姻缘天成。
老地主和老右派结为亲家，喜笑颜开，为儿女举行了较为隆重的结婚庆典。
看见别人乒乓球打得漂亮开心。我也挖空心思找块木板，偷偷拿了二哥的锯锯了两个球拍。喊了建国、小宁到学校练球。他们心灵手巧，反应敏捷，打得有模有样。轮到我上阵，老是眼高手低，打一上午喝一上午的清汤。三分钟热度过去我就彻底弃绝了乒乓球的兴趣。
后来，校园中篮球火暴，我又和他们学习篮球。一场球下来，追得我大汗淋漓有气无力，却一次篮球的皮也没挨着。这点挫折并没让我气馁。第二次上场，我像脱轨的列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