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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即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漫延，学堂像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当时正教者是这样授课的：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常仪。冯友兰先生上本科时，哲学系陈介石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去世了。陈汉章接着讲，讲的是《宁无学案》、《明儒学案》那一套。其实，这些老先生连中国抓住学史这门学问的实质，都还不大清楚。以至后来胡适来北大也开哲学史课后，有一天陈老先生一上课就拿出胡适的讲义笑不可抑，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如此教师，自然教出来的学生也高明不到哪里去。而且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阅。
教师如此学生亦然，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一般学生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的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后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据统计，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和，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于北大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即可。学生入北大后，从法科改文科随便；从文科改法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样的环境里，由于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不思学术，学风极坏，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花钱一年在上千元的，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千元。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八大胡同〃有〃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之说，即两院指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北京大学，为了将来毕业能做官，许多学生在校期间不学习，整天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不流行〃结士兄弟〃，即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十个人分摊。如此学校，怎能不乌烟瘴气！
当时在北大，沿袭清末大学堂风气，虽然当时讲的已不是八股文章，但是教学内容中主要讲的还是几千年以来形成的封建正规学术，从观点、方法到教材，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一套，尤其是文科更为严重。陈汉章老先生，〃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茅盾曾作〃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对联对此嘲讽当时教本国地理的教师。也是自编讲义，主要参考书是《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几百年前的《水经注》，可见内容之古老。教国文，讲义都没有，就让学生读《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文学则以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乃至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教材这些虽然已成了历史，但有些人的心态却不保留着这种历史的〃遗风〃。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把名与利看得过于重要，从而失去了原本的美丽的东西，使生活的『色』彩渐渐变得黯然无光。他们的心，一定是疯狂而虚无的，在他们的头脑里，只有金钱与名声、权力，根本没有真正思考过人生的意义。
在这种人的生活中，真正该添加一些人的平淡与恬然之心了，北大一位学者写过关心季羡林的一篇文章，里面的观点很好，值得我们去体味一下其中的人之理。
在北大朗润园里穿行，步过静静的未名湖，走进红湖北岸那简朴的公寓，走进季羡林先生的住处，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书的海洋，过眼之处无不是书。而季先生却笑着打趣道：〃摆得着，不见得就看得我呀。〃
极普通的灰旧的中山装，极普通的黑『色』的软底布鞋，我们所见的季先生，似乎永是这身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装束。作为国际上精通土火罗语、巴利语、梵语的少数学者之一，作为中国著名的佛教者和国学大师，作为中国散文界著名的散文家，季羡林先生在海内外有着极高的学术声望，但是他为人的真诚无华，却是令人惊叹的。室内光线很暗，此时更有一种清幽的感觉，先生安详而沉静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我在许多刊物上看到过先生这种低头沉思的照片，目光深邃而恬静，透出的是心底的沉静和淡远。
身为知识分子，季先生对分子有自己的看法，论待遇之低，中国的知识分子恐怕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因为生活条件、科研条件的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牢『骚』的嗜好恐怕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发些牢『骚』，讲点怪话，这是人之常情，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发了牢『骚』之后，他还是勤勤恳恳地研究，踏踏实实做学问，刻苦自励，不计荣辱，不顾得失。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以坚忍、勤苦而著称，有极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牺牲精神。可是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少了，淡了。年轻人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动辄谈利。我觉得言不及利固然不好，但是言必称利也不见得妙。年轻人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抱负。人是应当有一种精神的，没有这点精神，人岂不同动物一样？〃
没有教育，我们的中国不会强盛，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所以我希望能有一批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有这样一批敢于并乐于牺牲的'傻子'，静下心来，决心坐冷板凳，走一条充满艰苦与功德无量的学术之路。坐冷板凳，没有毅力不行，没有精神不行，没有一股'傻劲〃不行。
正如先生在《八十述怀》里所说的：〃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也有绝处逢生。〃而在谈到这些经历的时候，先生的语调却是异常的平淡，异常的恬静，仿佛好些艰难，那些坎坷，那些可歌可泣的岁月，都已化作轻烟，不留痕迹，使他在八十高龄仍身心愉悦，乐观豁达。
作为一个毕生研究语言文化的老人，他的漫长人生确实犹如一面折『射』人世沉浮的镜子。在这面镜了里，上演过光荣与梦想，也上演过疯狂与愚昧。虽然画面诡谲多变，却始终未能泯灭一颗沉静正直的心灵。这颗心灵始终以巨大的坚韧和沉隐的态度，一次次地经受痛苦与『迷』茫的煎熬，俯瞰着生命中的沉浮荣辱。
这些是北大一学者对季老的描述，也正是季先的生活写照。
季先生家住未名湖北边的一个小湖边，那里翠竹掩映，树木遮天蔽日，曲径通幽，极具野趣。在季羡林先生简朴的书房中，你似乎总会感觉到一种特殊的氛围，一种非同寻常的所象弥在其中。它沉着而不轻狂，坚定而不浮，雍容廓大，从容镇静。那是一种对于自我生命存在的自信，是一种经历了尘世沧桑之后对于这个世界的宽容。我们似乎被这光芒和气象所掩，真有如坐春风之感。这些，正因为心如镜，明亮、平静，把真正的生活折『射』给自己的思想并使之超在物外的原故。
话题五：心静如镜 五、寻找自己的可立之志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1级）曹冰
人当立志。这是很小的时候，师长们就教给我们的。那时，我们立下了各种各样的志向：军人、大学生、医生……当岁月带走儿时的幼稚之后，留给我们的是一条现实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如何做人，如何走路，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许会『迷』茫，也许会走错方向，这时候，就应该看一看北大人，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做人，怎样向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的。
一位北大教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真正潜心研究学问的人，是要把生命放进去的。〃北大之所以能形成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是因为北大总有一批专心致志钻研学问的人。这种对学术执著不舍的精神，越是在艰难的逆境中越显得可贵，它不断地使北大人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从容不迫，超然物外。北大中文系教授朱德熙先生曾在其文中讲到：
王竹溪先生在联大的时候打算编一部用他自己发明的检字法检字的字典。为了验证他的检字法是否能对付所有的汉字，他把《康熙字典》的字从头到尾数了一遍，逐字登记下来，再用他的检字法一一检验。过去没有人知《康熙字典》一共有多少字，王先生统计的结果是47043字。1943年日本飞机轰炸昆明，王先生的家被毁，接着他的大儿子又病死了。王先生这部字典的大量工作就是在他遭到如此不幸的时候写的。这部字典已于1988年1月出版，书名为《新部首大字典》。
还有一件事我也至今不忘。1968年秋天我关在北大〃牛棚〃里。无线电系已故教师胡国璋君两次半夜里偷偷爬起来点着洋蜡写论文。为了这件事他吃了不少苦头。当时有人说他傻。因为即使他把论文写成了，也发表不了；即使发表了，既不能署名，也拿不到稿费，真不知道他图了什么。其实他并不图什么，他的目的只是写论文，只要把论文写成了，他也就满足了。他图的只是那种为学问而奋斗后的快乐，为理想而奋斗的快乐。
〃理想〃的本身应该是件〃浪漫〃的事。它追求的是一项高远而美丽的目标。它是一种力量和热情，使你为它赔上时间与金钱也在所不惜。而由于这理想本身的美丽动人，常会吸引来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与〃同好〃，大家全用这种〃浪漫〃的心情来为这理想奠基，为它耕耘与开拓。于是，在力量与热情的支持下，它开花结果，漂亮极了。
当你把注意力由工作转向金钱之后，分散了对工作的专注，偏离了工作原来的指标，掺入了功利的杂质，为求迅速达到赚钱的目的而急切完成，为求较普及的市场而迎合俗众，误以初步的成功所赚来的金钱为终极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