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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的进口和批发特许生意。于是，吴在新便出资在红土坎大街三十五号租下了一座房子，开始做粮米的贩卖。李淑叶一家住进了这所房子，吴在新也从昔加里的农舍搬过来了。
吴在新当时在红土坎的活动能力从下面这件事可见一斑。某一天，吴在新从李淑叶处得知日军警备队方面获得昔加里山区有可疑分子隐匿的情报，准备次日派日军警备队搜山。吴在新不动声色，连夜赶到昔加里向戴维斯报告，要他们提高警觉注意隐蔽。然后他急速于当天夜里赶回到红土坎，次早先到港口码头去等候。当日本警备队开到码头时，他找机会请警备队的队长喝咖啡吃点心。在交谈中，套出他要去执行的任务和目的地。吴在新趁机说出自己是那一边的垦殖户，在昔加里有“旱稻笆”，所以地形很熟悉。如果警备队长需要向导员，他愿意效劳。那个警备队长正为找不到向导发愁，于是就请吴在新带路去昔加里山区，去搜寻可疑分子。
吴在新带着日军警备队人马，在昔加里山区里一片距离戴维斯营地相当远的丛林里进行搜索。吴在新事先知道这里是山林保护区，有一些海南人在这里偷伐过木头，会留下一些痕迹。这些伐木人的痕迹被日军警备队搜查到了，知道原来这里活动的只是一些非法伐木的毛贼，于是就收队回去。这一次的事件让营地里的成员非常紧张。因为昔加里是靠近海滩的一片矮山丛林，平时没有人迹，如果这次由日军警备队任意采取梳子战术四处搜寻，一旦看到人的脚印，就可能会导引到突击队员的营地来，后果则不堪设想了。因此，营地里的人都企盼着陈平，希望他快点到来，带他们迁徙到安全的地方。
1943年8月19日，陈平以马共霹雳州地委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代表的身份，首次从士林河游击队第五军团大本营来到昔加里营地与戴维斯相晤。戴维斯早闻陈平大名。戴维斯在日本人入侵之前原本是英国殖民当局警察部专管华人事物的高级警官，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马来亚的**（日军入侵之前马共被英国当局视为非法，在地下活动）。那个时候他就掌握了陈平的资料，曾经让霹雳州的警察局多次去抓捕他可没有成功，想不到现在却成了合作的伙伴。当陈平带了两个警卫员来到了昔加里山营地时，戴维斯很惊讶陈平原来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小青年，虚岁才21岁（按英国人的实足年龄算法陈平是19岁）。然而在开始交谈之后，戴维斯才知道这个年轻的华人游击队指挥员已经是个非常老练、饱经世故的对手。戴维斯介绍了136部队的背景，说他们这批登陆的还只是先头部队，美国、英国和中国国民政府联手在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内地培训了一千多名136特工人员，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分别乘坐潜艇和飞机进入马来亚半岛，和本地的抗日游击队组成联合阵线，开展敌后抵抗运动。对于戴维斯介绍的宏伟前景陈平似乎并不是很受鼓舞，相反，他倒是对于戴维斯等人在昔加里的营地安全表示了相当的忧虑。他觉得昔加里靠着城镇和海边，周边有很多日本的军队和机关，十分容易被发现和受到攻击。陈平说马来亚的抵抗运动中心应该是在怡保一带的山区丛林里，那里有无尽的丛林和大山，横贯南北的中央山脉一直可通往泰国。如果戴维斯的人马要在马来亚扎下基础，那最好还是迁移到内陆的米罗山那边去，只有那里的丛林才是可以隐藏大批人马的地方。戴维斯对马来亚的地理是了解的，觉得陈平的看法很正确，于是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们开始详细商谈迁移到米罗山区的行经路线。因为迁移的人马中有英国人，还要搬运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后勤装备，抗日游击队要派数十人来帮助运送和护卫。这一路上不仅要避开日本人的检查点，还要尽可能避免给沿途居民看到，因此行动时间要采取夜间行军为主，白天则隐藏休息。陈平和戴维斯制定了初步方案，确定了迁移的路线。这个方案陈平还要带回去做精心的安排，包括安排沿途每一站的安全和保密、各站间的当地向导衔接、如何通过桥梁关卡等等。陈平答应回去安排妥当后，再亲自来回复戴维斯。
登陆的136特工人员都已各就其位，准备从昔加里长途跋涉到米罗山新的大本营，那里将是他们未来的前线指挥部。除了吴在新、李汉光、龙朝英几个已在城镇开展工作的成员，其他的都将踏上行程。到了这个时候，向米罗山区进军已势在必行。
第五章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 一
为了全面了解日本人占据马来亚时期对华侨的政策，有必要做一些查证资料的功课。在这本书里我尽量避免学术式的讨论，但适当地带读者研究一下历史档案还是必要的。
1942年1月15日，日本军队开进了新加坡，横扫了马来亚半岛，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马来人和印度人虽然受到惊吓，但却表现出了某种惊喜。因为那时马来亚只是英国的殖民地，不是一个国家，英国人走了日本人来了对于他们没什么变化。而且日本是亚洲国家，相对来说对他们更加亲近一点。所以山下奉文的军队进城时，部分马来人和印度人表示了欢迎。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华侨来说，一种不祥的空气却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头上，原因是过去许多年中他们曾经自动或被动地参加过抗日运动，比如抵制日货、鼓动日本企业工人罢工、为中国内地的抗日战争募捐等，而且部分华人在英军策划下组成义勇军在新加坡和日军展开最后一战。因此在日军全面进入马来亚之后，华侨社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早在日军进犯马来亚之前，日军方最高策划者把华侨问题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马来亚华侨在经济上掌握了命脉，他们拥有从事商业活动的巨额资金和管理才干；第二是日本军方要重建马来亚经济，为庞大的战争开支输血，绝对需要诱使华侨经济合作，否则不但难以从马来亚获得利益，反而成了经济包袱；第三是华侨掌握了“中国问题”的钥匙，因为海外的华侨是中国国内的抗战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而“中国问题”已把日本的军力消耗殆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1941年10月，一份高度机密文件中明确写道：“劝导和邀请华侨把资金投入到主要的工业，利用华侨的设备，收集及分发零售货物，同时引导华侨的银行同日本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实行合作。”在这份战前的政策中所隐含的一点是，日军准备至少在军政时期的最初阶段里给予华侨某种优待。他们寄希望于一种观点，认为南洋华侨可能对赚钱比对政治更有兴趣。
F机关（F。kikan）是南方派遣军的间谍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平衡和马来亚华侨的关系，首脑是藤原岩市少校。这里有个例子，日军占领阿罗士打Alorsstar时，大部分华侨逃离了市镇，他们的店铺遭到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抢掠，结果整个地区的经济陷于瘫痪。第二十五军副总参谋长马奈木敬信少将为了改变局面，向藤原要求对策，藤原提议实行两项政策：一是不把华侨当成敌国国民看待，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二是准许华人和印度人升扬本国国旗，只是中国的国旗须附上一布条，上书“和平建国”，以表示他们支持汪精卫政府。1941年12月25日日本攻下太平城时，马奈木敬信实行这个政策，藤原也高兴地看到华侨的门口真的都挂起了中国国旗。
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山下奉文司令部一些强硬派参谋的愤怒。他们认为让华侨展现他们的国旗简直是可笑，必须强迫他们展示日本国旗，以表示他们臣服于日本国。于是藤原的这条政策就撤销了。温和派的藤原甚感失望，从此后“F机关”不再涉足华侨的事务。
日军起初想诱使华人合作的如意算盘在开始进攻马来亚之后遇到了挑战。事实上，日本人很快发现马来亚的华人开始变得可怕起来。日军在大举攻入马来亚半岛横扫英军时没有受到英军太大的抵抗，倒是一路上华侨游击队的阻挠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山下奉文师团的士兵大部分在中国本土作战过，在那里也受过非正规的游击队骚扰，因此他们对华侨的态度愈加严厉。在新加坡受到了用双筒猎枪武装起来的华人义勇军三天强有力的抵抗之后，日军的暴行心理发展到了最高峰（日本士兵实施暴行的心理状态，是在战场上养成的），开始了恶迹昭著的“大检证”，像是攻下南京城之后一样开始了大屠杀，一下子杀了数万华人，新加坡港口被集体屠杀的尸体塞满了。
真正负责马来亚新加坡华侨事务的是军政部副部长渡边（Watanabe），副手是高濑。渡边对于华人并不生疏，他曾以特务机关人员身份在华北和满洲渡过了十年的光阴。渡边很快就了解到了马来亚华人的潜在力量，对于他们的内聚力、独立性和生存意志印象深刻，这种强烈的感觉中混淆着赞赏和恐惧。另一方面，渡边也坚信马来亚的华人和大陆的华人一样不可信赖，这大概是由于华人的间谍和游击队活动引起的。他对华侨的反叛满怀戒心。他在大陆和马来亚两地的经验告诉他：应该以坚决的压制措施对待华侨。渡边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解释他的思想脉络：“为了赢得民心而同情华侨是会损害我们的利益的。他们必须对过去的罪行负责。本人的政策是要使他们改过自新，我们将准许他们生活下去，并将交还他们的财产，但得先看他们的悔悟程度而定。挽救一个死囚的生命将是最受赏激之举。这就是我所说的‘必要时作最低程度的绥靖’一语的意思。由于这个缘故，本人策划向华侨征税，强迫他们捐输，切断他们和中国的联系，拒绝委派他们担任行政职务，不给予他们平等的地位。”
渡边所持的看法获得越来越多高层官员认同，中央最高司令部在新加坡陷落前一天，终于对华侨的立场作了最终的决定，主张军方切断华侨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联系，有必要时不惜加以镇压。于是军方主张对华侨采取强硬手段的人便可以一意孤行了。
英军投降之后，日本人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第二野战宪兵队在大石正行的指挥下，立刻进城确立治安，肃清敌对的华侨。在往后的几天里，有数万华侨包括妇孺被杀害，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华人。山下奉文下令搜捕敌对华侨起先是基于军事行动而非出乎憎恨。两个月的马来亚战役，加上他的部分部队被调到缅甸、苏门答腊作战，使得二十五军的实力削弱不少，所以山下很担忧他麾下实力不够的军队是否有能力维持昭南和马来亚的局势。此时在马来亚的丛林里，许多抗日分子继续活动妨碍日军的行动。山下曾经在中国看到抗日游击队怎样歼灭小支的日本驻防军。在山下的心灵深处，这种梦魇般的想法一定让他很烦恼。华人接连不断的间谍活动、义勇军在新加坡最后守卫战中给日军造成的伤亡引起了山下奉文部下官兵的愤怒，何况山下奉文的士兵前来马来亚之前在中国有过同样的经验。于是，这种郁积在内心的情绪在战争的压力下变得更加严重。一旦征服成功，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山下奉文的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向昭南警备军司令河村三郎少将传达了“严厉惩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