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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东征：战时讲演选集》（伦敦，1918），页148。另见C。格雷，《英国战机》（伦敦，1941），页3。驾机飞行“既刺激又不受约束，很让人满足；可以上窜下跳，肆意打闹，呼啸而过——就像西北边民的突击队从山崖突降”，肯尼思·海明威这样形容自己1944年在缅甸的作战经历。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67。新西兰人科林·P。希森讲了自己一次在越南架直升机组成紧密队形参战的情形。“恐惧消失了”，他回忆说，
突然间我有如神助，又信心百倍起来。就好像在骑兵队里，手持马刀，向敌军冲去……我握紧了步枪，急于赶赴战场，与敌人作战。科林·希森，《伤兵：越战真体验及精神创伤》（奥克兰，1993），页32。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7
直升机编队很容易被人想象成冲锋陷阵的骑兵队，像在影片《现代启示录》中一样。
蓝天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武士情怀结合最完美的地方。精彩的阐述，见乔治·莫瑟，“空中骑士与征战光环”，收罗伯特·欣德、海伦·沃森（编），《战争：残忍然而必须？机构暴力根基谈》（伦敦，1995），页132—142。飞行员无一例外都是志愿兵，他们训练有素。空军的崇高地位和声望意味着他们有很好的晋升和受勋获奖的机会。官兵间的关系也要较其他军种融洽，集体认同感也强。战友间依赖度尤其大，比起步兵间关系更密切，也更易于识别，所以集体荣誉感尤其强。在空军基地，就像生活在一群宿营的大孩子中间。恶作剧，狂饮作乐，拿破洗胃、灌肠，抛扔家具，那是这帮“大男孩”凯旋后在兴高采烈地庆祝。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110—114。
空战很受士兵的欢迎。二战中美国有过调查，结果发现四分之三的战机驾驶员愿意继续征战，而步兵的数字只有五分之二。同是飞行任务，与“人”关系越大，愿意执行的人比例越高（二战中曾有人问美军飞行员：“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空战吗？”有93％的战机驾驶员答“是”，轻型轰炸机驾驶员为91％，中型轰炸机81％，重型轰炸机只有70％）。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33及335。问及的飞行员，驾驶重型轰炸机、中型轰炸机、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分别为351、242、200和654人。有名轻型轰炸机驾驶员说“看到地上的人四散跑开”，不免觉得“好笑”，但“看到古城被我轰炸后满目创痍的样子，不禁神伤”。空军哈罗德·普赖斯少尉，“日记”，收布瑞亚坦·格林豪斯（编），《执拗者说：加拿大两飞行员一战日记》（渥太华，1987），页250，1917年12月17日条。空中猎手乐于“潜近”目标。詹姆士·麦卡登在击中一名德国佬后说：
我想，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悄悄追踪猎物，再圆满地干掉他，此时的成就感无法形容。詹姆斯·麦卡登，《怒飞》，1918年首版（伦敦，1930），页203。但他也承认看到尸体时，不免感到“非常非常遗憾”。他更愿意在“德国佬的家园”作战，那样看不见“结果”。
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是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的夜机驾驶员。1941年3月13日，他击落了两架敌机。克氏后来写到，这种经历简直“无与伦比”：
下半夜怎么也睡不着；以后几天一直在说这事；连着几周脑子里没有别的……这真是件美事，想来就让人陶醉。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夜幕》（伦敦，1953），页71。
同样的，喷火式战斗机驾驶员、空军上尉D。M。克鲁克也说，“战斗即将打响的那一刻”是“人生最荣耀、最激动的时刻”。看到飞机坠落，他被“彻底吸引住了”，以至目不转睛。空军D。克鲁克上尉，《喷火式战机驾驶员》（伦敦，1942），页28，30—31及75。肯尼思·海明威曾俯冲轰炸地面的日军：“啊，爽……呵，太爽了！”他叫着，讲起当时的“兴奋”不亚于在晴朗的春日早晨品呷香槟的乐趣。他自觉“有无边的快乐——好像回到了古时纵酒狂欢的秘密祭神仪式！”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41—42及68—69。连越战时期的反战诗人像威廉·J。西蒙，也同意从空中杀人之壮美崇高。在“吾乡”中，他写道：
每日行走云间，挥舞镰刀在这铝的时代，
杀人机器银色装裹：炼狱之火如雨天降。威廉·西蒙，“吾乡”，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42。
武士风度及技巧
三种武士都显现了某些骑士规范（或公认的礼仪和行为举止），这既包括体面作战、怜悯之心、无私利他等，也包括鲁莽冒险和鄙视死亡。战士们常用刻画骑士风度的词语来叙述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来，白刃战就可视作恢复了“战争野蛮而高贵”的传统。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8。哈罗德·斯泰恩坦便认为维特希特森林一役（1914年）就颇有18世纪战争的遗风：“没有采用徐进弹幕射击掩护、同时逐步推进的方式，而是秉承了苏格兰高地传统，只是拼杀、一路刀起头落。”哈罗德·斯泰恩坦，“战争的个体记忆”，页2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连《爱尔兰教会录》也痛感（那是在1914年）“战争中勇武、诗意和浪漫情怀”的失落，指说缺失了“个体经验”的战争只能让人沮丧：要想振作，只有重拾刺刀。约翰·沃恩主教，“大战感怀”，《爱尔兰教会录》，5辑，4卷（1914年7—12月），页562。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8
狙击和空战的出现勾连了现代战争与老式骑侠作风。透过望远镜瞄准具向敌人开火，既显现了“20世纪现代战争的野蛮和残暴”，也映射出“古时战争的浪漫色彩和骑士精神”，这是一名澳大利亚狙击手的话。陆军R。林伍德上尉，“狙击手：第一部分”，《澳大利亚步兵》，20卷2期（1980年12月号），页9。和狙击相比，空战更可被视作中世纪战斗仪规的再现。劳合·乔治曾热情地说道，“每一次飞行都是一段传奇，每一个记录都是一部史诗……它们无不让人忆起骑士游侠的古老传说。”劳合·乔治，“举国言谢”，1917年10月29日，收乔治，《伟大的东征：战时讲演选集》（伦敦，1918），页148—149。另见沃尔特·布里斯科，《少年空中英雄：从学龄男生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伦敦，1921），页59；沃尔特·布里斯科、H。斯坦纳德，《空军上尉保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指挥官保尔的军事生涯》（伦敦，1918），页23；空军H。伊克少将、空军艾拉·伊克上校，《空战》（纽约，1941），页36。 W。N。科博尔德在其诗作“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1919）中不惜笔墨（铺衍了32个诗节之多）地歌颂了“行走云间的游侠”，驾战车驰骋于天际，只身迎战德国的空军中队，巧妙地躲闪数十门高炮的火舌。W。科博尔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收《战争诗：1918年3月21日至11月11日及停战日以后》（剑桥，1919），页2—5。在（同一集的）“骑士风度再现”中，科博尔德指出，骑士精神在空战中重生。是时，飞行员仿佛古时的骑兵：就是“云端高贵的骑手”，在云间徜徉，空中驰骋。打斗成了“捉对厮杀”，飞行员驾的是“钢铁铸就的坐骑”。与骑士时代一样，有的“单枪匹马”，有的“浪漫历险”。同样是决斗，真正的武士只可被征服，要不毋宁死。W。科博尔德，“骑士风度再现”，收《战争诗：1918年3月21日至11月11日及停战日以后》（剑桥，1919），页10—11。战机驾驶员塞西尔·刘易斯几乎重复了前面理查德·希拉里的话，不过言语中少了些诗意，多了些平实：
就你自个儿，生死不由人，凭自己本事、一人之力，与敌人周旋。好像中世纪骑士的比武场，现代战争中惟一可亲见敌手、一决生死的地方，惟一留有骑士风度、正义气节的地方……不会发生你坐在满是泥的战壕中，五英里远的地方一个与你没有个人恩怨的家伙冲你开枪，把你撕成肉片的事——至死还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那不是打仗，是谋杀。这样的杀伤，无谓，粗暴，卑鄙。还好，与我们无关。塞西尔·刘易斯，《人马座将起》（伦敦，1936），页45。另见威廉·吉厄里教士，《一位随军牧师的书信》（伦敦，1918），页77；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76；詹姆斯·斯佩特，《空中实力和战争权利》（伦敦，1924），页103。
飞行员无论活着、打仗，都“像个绅士”。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139—140。他们的基地在安全区，所以在战争间歇旧以休息。参观者到了那里，看到“半小时前还在……英勇杀敌”的战士们竟然“都已经冲洗过了，穿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正安坐着享用大餐，桌上摆了花，外面还有乐队奏乐”，无不感到吃惊。空军威廉·毕晓普少校，《翅翼之战：空中绝杀》（伦敦，1918），页1—5；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139—140；珀西·霍尔，“琐忆”，未标页，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关于二战，也有类似的观点，见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夜幕》（伦敦，1953），页18—19。其他关于二战和越战的记述，见珍妮·克里斯蒂，其访谈收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页181及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40—358。
骑士准则的核心是理想主义，是脱了俗的灵性。自视为武士的人，都坚持刺刀有一种正义，而其他武器独无。陆军E。阿切尔上尉，《战士：有关一战的一场武戏》（德班，1917），页37。刺刀是武器，却象征了“公道、正义，是有灵的上帝为被侮辱者的复仇”，一名作家在《焚尸炉》（“青年公民志愿者协会”刊印的业务通讯）杂志上慷慨陈词。连对杀人颇反感的人也认为“一个有圣战信仰、拿刺刀拼杀的人，要比机枪手更接近上帝”。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9。宗教人士鼓吹这一观念尤其卖力。在1939年12月10日的广播讲话中，红衣主教欣斯利以雄辩的口才论述了现代机械战争的可怕，并无限向往地追忆了持刀作战的既往时光——刀剑可谓是“正义的象征……古代骑侠扶弱抗暴的见证”——到了现代，竟让位给了地雷、炸弹、鱼雷、毒气等一干玩意。他哀叹说，“科学的至高成就”竟被“掳来为野蛮和愚昧造势”。红衣主教欣斯利，《和平的规约及其他战时讲演》（伦敦，1941），页7，1939年12月19日广播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