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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指的是名词概念的变化，而不是指人的行为本身有什么变化，因为，从“耍流氓”的行为到“性骚扰”的行为，没有什么发展或接轨的问题，性骚扰并不比耍流氓更具有现代性或更加文明。
但是，“性骚扰”一词的出现，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有“流氓罪”，“耍流氓”的说法比较宽泛，连强奸罪也是一种耍流氓，只不过耍得狠、耍得到位，甚至可能耍出人命。而性骚扰，只涉及比较轻微的耍流氓，一般属于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的范围，当然，舆论谴责也是一种有效惩罚。第二，什么是性骚扰一定要有界定，不像“耍流氓”那么模糊。有人已经流氓得很充分了，也没法定他是性骚扰，有人还没怎么着，就已经骚扰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定要有证据，证明骚扰的确发生了，并且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因此，随着法制的健全，究竟是给性骚扰在一定程度上开了绿灯，还是给它造成更大的制约，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无论如何，就词汇本身来说，“性骚扰”比“耍流氓”更先进，更现代。这个词儿引进得好。有人不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说性骚扰是引进的，以前哪有那么多性骚扰，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性骚扰。这种看法实在低估了中国人的里必多及其变态发泄渠道的多元性，早在性压抑最严重的“文革”时期，就有种种耍流氓，只不过当时没引起法律意义上的纠纷，媒体也没关注报道而已。所以持上述看法的人，只是自己脑子引进了液体。
“这简直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实在不可理喻，实在无法辩解。这既不是法庭，又不是答辩，既找不到王法，又找不到裁判！”
我的朋友陶教授，在讲上述话的时候痛苦之状难以形容。脸上本来比较均衡的五官布局已被气愤和无奈完全打破。一边紧凑得丘峦密布，一边拉长成了旷野平原，眼泪和鼻涕瀑布般地奔涌出来，进而绵长地流淌。“你说，这样的委屈如何申诉？这样的冤案如何平反？……”
估计，就是真的到了法庭，陶教授也需要有一个优秀律师，否则光是法庭陈述就耽误不起功夫。因为他至少向我“陈述”了三遍之后，透过大量因气得哆哆嗦嗦而震颤的感叹词，才使我大致摸清了事情的原委。
陶教授在朋友的公司兼职，暑假期间为了项目合作的需要住在公司安排的“宾馆”，那其实是一家星级开外的、中档偏下的招待所。女服务员态度恶劣，出言不逊，陶教授与之理论，并向负责人反映。女服务员受到批评或处罚，总之尝到了“王八钻灶坑”的滋味。不久，公司老总接到“举报”，说陶教授“性骚扰”，于晚上时分向女服务员要“小姐”。那家公司租用的是招待所一半的楼房，如果“性骚扰”事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公司将因此等极不光彩的事件而被拒绝继续租用办公地点。对于公司来说，因此而搬家将会在有形和无形资产上均造成严重损失。
公司老总并不相信陶教授“性骚扰”的劣迹，对方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女负责人信誓旦旦地亮出杀手锏：“还用怀疑吗？难道一个女孩子，会将这样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言外之意，女服务员即使无中生有，也会蒙受巨大的耻辱，哪有女孩子会这样做？所以根本不可能是无中生有。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不光是您自己的事，为了公司的利益，您就服个软，道个歉，把这件事摆平。就算给公司做贡献。”总经理这样哀求陶教授。
仅仅是陶教授的服软，也不一定能摆平。于是，公司了解到女服务员上级的上级，与女服务员是亲属关系。于是，公司与上级的上级接触，开展公关。上级的上级说：“这种事是真是假，谁能说得准？双方妥协，总得让你们那位陶教授配合一下吧？”
于是，轮到陶教授“王八钻灶坑”。
极重视名誉和尊严的陶教授，坚持在不承认“性骚扰”的前提下，就以前自己“态度不好”而向女负责人弯腰赔笑，并在公司中因自己造成巨大的“麻烦”而深表歉疚。加上公司的公关工作，事情总算“和平解决”。但可怜的陶教授，辞去了这份兼职，临走真像做过贼似的嘱托：“我招谁惹谁了我？我怎么了我？可这事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心灵世界长期窝在“灶坑”里爬不出来。
陶教授的遭遇其实是个“悬案”。严格说，根本不是什么案。也正因为没有定案，所以无所谓“平反昭雪”；正因为没有结论，所以无所谓“重新审查”。——可是伤害却就在不明不白当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2）
前面提到的名人“性丑闻”事件，也是一种不明不白。女人状告名人曾长期与之同居，还竟然欠钱不还。此事沸沸扬扬，可一直无法定论。从大量报道中，除了当事人之外，谁也无法说自己对此事是清楚的。但是不仅报道量很大，而且伴随着言辞激烈的抨击或评论，站在哪一边的都有。这也是一种猜想状态。
∩怕之处就在于这种“猜想状态”！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总有一方是受伤害的。或者是哪个女人雪上加霜；或者是哪个名人无故蒙冤。当然，同时也包含了另外的可能：其中一人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是，无论哪一方在遭受“应得”的舆论惩罚的同时，另一方则付出本不应付出的惨重代价。同时，这种混沌状态、猜想状态，无形中鼓励和培育着一种不求真相、不重依据的幸灾乐祸，一种无论谁无辜都无所谓的麻木。在没有硬性依据——证据情况下的激烈评论和抨击，虽然完全可能是出于正义感，但毕竟缺乏一种对于实事的必要的追问和关注，对于人格尊严的必要的敬重和责任。
中国源远流长的一些说法，已经内化为人们面对事端的评价心态。这些仅仅因为悠久和普及就取得“天经地义”资格的说法，实际上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假“警句”、伪“格言”，与和谐社会、公民姿态格格不入。比如：
“无风不起浪”——如果只是关照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句话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很有哲理。但是，它往往只是一句日常生活中的著名“格言”，只是在面对任何事端或纠纷时、甚至是面对一种信息时的“猜想依据”。不是听说谁谁“犯事儿”了吗？有依据吗？什么依据不依据的，“无风不起浪”！在如此的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下，形成了一种引导舆论和人心向背的“有罪推定”，也给任何制造谣言、传播谣言、扭曲事实真相提供余地。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确有性骚扰之类事件发生，受害一方还要在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面前受到进一步伤害。这也是造成许多性骚扰受害者不愿意声张、不敢维护权利的原因之一。骚扰者是苍蝇，被骚扰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怎么不骚扰别人专骚扰你？于是，弱者恒弱，在各种维权手段面前都望而却步。
“难道女人会将这种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女人只要沾“腥”，就会没脸见人，就会抬不起头，所以女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冤枉男人。女人说受骚扰，那一定是真的；男人说受骚扰，那可不一定。至于更“严重”的性丑闻，只要从女人嘴里说出来，就具有可信性。这样的“舆论导向”，足以让可怜的男人在“万恶淫为首”的达摩克利斯剑下战战兢兢；也足以鼓励勇敢的女人高举此剑，胆边生威，“舍得一身骚，敢教名人掏腰包”。
“孤男寡女能不出事儿？”——不是依照实事证据，而是依照“条件”，只要“条件”具备了，那就是有事儿了。此等似是而非的“逻辑”，无形中刺激着人们的联想思维和模糊猜测，让本来不应该发挥作用的不明不白变成害人的毒剂。商场和官场上，一些出于阴暗心理的伎俩、偷拍偷录制造假证据的手段，也借着这样的“条件推定”而得以施展和收效。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被无端地蒙上浓重的阴影。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本来是女人在发泄怨愤时一句情绪化的说法，男人对此应当可以容忍，可以理解。但是，这句话常常被“当真”，潜移默化地在女人心头盘踞，并同样潜移默化地发挥“舆论判官”的威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是个男人，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此等说法从“普遍”变为“具体”的时候，便“当真”地可以发挥一定的杀伤力。其实，部分男人不是好东西不等于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一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并不一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当好东西；男人不是好东西并不等于女人全都是好东西。所有这些都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一些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假命题、假格言、假标准，就在一种模糊状态、边缘地带中，发挥着实在的功能和作用。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1）
浏览戏剧艺术的史册，一些脍炙人口、栩栩如生的女性艺术形象，是剧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到戏剧中的。而随着从内蕴到节奏都令人目不暇接的社会变迁，当今现实生活的“舞台”上，有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女人，似乎是当年剧中人转换角色，“上演”了一幕幕既“不该”发生、又“正常”发生的故事。只不过，她们变换多舛的身世、阴差阳错的命运、喜怒哀乐的心态、耐人寻味的“情节”，都是由她们自己来“编导”和“扮演”的。虽然，有多种社会性的因素，是她们“重登舞台”的台阶，但她们自己的心理轨迹，毕竟是造成她们“戏剧性”色彩的内因。我们不妨将她们称为当代都市的“戏剧性女人”。
1。当代“陈白露”——不再绝望自杀
“晓晨，回来吧！亲爱的晓晨，你知道你是我的惟一。有你在，我是在颐养天年中走向极乐世界；离开你，我是在痛不欲生中走向地狱之门……”陈晓晨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接到这种“情真意切”的来信。但是，这一次，她不再像前些次那样随手撕掉扔进纸篓，而是反复看了两遍，折叠好保留起来。
信当然是出自高修文老先生的手笔。59岁的高老先生不仅身体降，而且春心荡漾，“宝刀未老”。他不像曹禺笔下《日出》中的那位金融大亨潘月亭，而是一位地位不低而又“知书达理”的官员。他的钱不知从何而来，但远远多于他的工资收入和所有正常待遇。当陈晓晨还是一名三陪小姐时，高修文头一次“泡妞”就盯上了她。而这位高先生既不搂搂抱抱，又不亲亲热热，只是在递出大把小费时一下攥住她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把晓晨吓得尖叫了一声。
“小姐，我要你跟我走，我会用余生的全部真情对你好！我要让你过比现在好十倍的生活！”
的确该进入“颐养天年”阶段的高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