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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病突发性强，平时做好健康监控十分重要，我和同事们坚持24小时巡诊值班制度。
特别是深夜，职工们劳累后睡得较熟，突发高原病难以觉察。我们只能打着手电挨铺地检查。
“上场初期，高原病发病率较高，我们只得经常成天黑夜地抢救病人。记得有一天清晨，我巡诊时发现一名职工神志不清，患者是高热后脑缺氧所致，可能导致脑水肿，甚至死亡。经过紧急处置，半小时后患者苏醒，但病情还没稳定，我不敢离开半步，守在他身边观察病情，午饭也没顾上吃。晚上疲倦地回到医院，突然对讲机响了：一位工人昏迷不醒。我抱着急救箱就往外跑，深夜才回到医院，顾不上洗漱，就瘫在床上了。可睡下不久，值班室门铃骤然响起，有人急促地高喊着：‘大夫，救命哪！’我被惊醒，此时是凌晨2点多。这位急病号经检查诊断为重度肺水肿并脑水肿，体温高达40℃，昏迷不醒，心率最快时达200次/分。我们全院医务人员都投入紧张的抢救中，有的抬担架，有的搬氧气瓶，有的忙输液，大家一路小跑。4个小时过去了，病人仍然神志不清，生命危在旦夕。我焦急万分，像这样的危重病人，在高原抢救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我根据多年来临床经验，想尽所有办法，高压氧仓、呼吸兴奋剂等多管齐下，患者慢慢有了意识。这时我全身虚脱，晕了过去，同事们又忙着抢救我。经过8小时奋战，奇迹出现了：患者意识状态改善，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今年5月，我送民工贺勇下高原治病。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颠簸，我感到头疼、头晕、恶心……送病人下山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艰难。由于高原缺氧，抢救同样的病人，要比内地付出几倍的艰辛。在山下贺勇痊愈了，我却病倒了。他感动得哭了，从口袋里拿出‘全家福’，让我把名字签在上面。‘院长啊，我要让全家永远记着你，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的父母年事已高，都在东北，患有重病。为了照顾老人，我雇了个保姆。今年七月，父亲冠心病发作，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小保姆在电话里哭着说：‘阿姨，老爷爷不行了，您快回来吧！’一边是急需我照顾的父亲，一边是几千名职工的健康。我权衡了半天，哪一头都重要，心里矛盾极了。我下意识地给父亲拨电话，父亲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小英子，爸爸想你啊，可你不能回来，工地上离不开你，爸爸会好起来的。’听到这里，我泪流满面。我的父亲终生愿望就是修好青藏铁路，如今，我在完成父亲他老人家的夙愿，也许，做好现在的工作，是对他最好的报答。”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许多医务人员很久才回一次家。由于离家时间太长，孩子对母亲的思念变成了揪心的怨恨。护士陈欣3岁的孩子每次都在电话中哭叫：“妈妈，你快从电话中出来吧！我要妈妈……”陈欣把孩子的照片放大24寸挂在床头，孩子过生日时，她买了一辆玩具翻斗车，装上青藏工地的黄土，一同寄给了孩子。
经过医务工作者的努力，高原病发病率极低，远远代于2％的指标，有的工程甚至仅为0。36％，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却是一个不寻常的数字，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数字！为了青藏铁路这一跨世纪伟大工程，医务工作者们无怨无悔，默默奉献者。”
中铁二十局集团青藏铁路工地医院年轻护士张君轲，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青藏线上的“南丁格尔”。她是第一批进驻风火山施工现场的人员。当我问起她请缨参加青藏铁路建设的起因时，她显得十分激动。她说：“得知我们集团参建青藏铁路世界海拔最高的风火山隧道施工，我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便向组织上递交了《决心书》，要求上青藏线。为表示自己迫切的心情和参战的决心，我一连写了三次《决心书》，最后一次在《决心书》末尾，我连着写了三个请组织批准，第一个请组织批准后面加了一个惊叹号，第二个是两个惊叹号，第三个是三个惊叹号。有人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如果我不上青藏线，我想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一次次挑战，一次次跨越。”缺氧使从小在内地生活的她高原反应强烈，白白净净的脸庞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黑红黑红，她全身各系统功能紊乱，脸肿大，内分泌失调，可她却从未因此耽误过一次工作。在上线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她医护的病人达3000多人次。
青藏铁路建设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
青藏铁路开工后，一些国外舆论认为，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设，牺牲了很多铁道兵战士。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中国将再次用血肉之躯“铺设”道路。
但这一预言并没有言中，在被称作“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铁路建设大军创造了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的纪录。
孙永福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青藏铁路工程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青藏铁路正式开工之前，我们最担心的是建设者的健康问题。如果上高原发生急性脑水肿、肺水肿死亡事故，就会极大地影响队伍士气。当时，我们就提出要保证队伍上得去，站得稳，干得好，目标就是不发生急性高原病亡人事故。这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是难以实现的。经过三年的实践，由于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从上到下高度重视，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防治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
三年来，全线抢救脑水肿、肺水肿等急性高原病，成功率达100％，急性高原病发病率基本稳定在千分之七左右。青藏铁路开工建设以来，扎实有效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广大建设者的生命安全，至今未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全线未发生“非典”、鼠疫等各种疫情。
这是高原工程建设中的奇迹，也标志着我国在高原卫生保障这一世界性难题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2003年10月，在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党周、副总编辑马千里的带领下，我们一行穿越青藏线，感受青藏铁路建设给高原带来的巨大变化，沿途令人感慨不已的除了雄伟的工程，还有人类健康的“保卫战”。青藏铁路建设为青藏高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回到格尔木，我写下了《青藏铁路建设使无人区不再是“生命禁区”》一文，
青藏铁路建设使无人区不再是“生命禁区”
新华社格尔木10月7日电高寒、缺氧、荒蛮的青藏高原无人区，随着青藏铁路的延伸，已经不再是“生命禁区”的代名词。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为青藏线筑起了牢固的生命安全网，无人区正在远离荒凉。
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无人区，自然环境十分严酷。这里极端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有的地方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雷电、风沙、冰雹等恶劣天气交替出现，由此可能引起的肺水肿、脑水肿、高原性心脏病等高原病，数小时内就能夺去人的生命。
民谚称：”到了昆仑山，两眼泪不干；到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到了风火山，气息已奄奄；到了唐古拉，伸手把天抓。”
青藏铁路横跨可可西里和唐古拉山无人区，处于其间地段达470多公里。记者在青藏铁路建设沿线看到：在海拔4910米的风火山隧道施工中，大型制氧站向隧道内源源不断输送氧气，使洞内氧气含量达到了80％左右，工作人员仿佛在海拔3700多米的拉萨施工；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越岭地段，建设人员背负5公斤的氧气瓶作业，工地宿舍内安装供氧管道，职工随时可以吸氧。红景天、21金维他等高原保健药品，也为建设者提供了健康保障。
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卢春房说：“青藏铁路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沿线建立了115个工地医院和卫生所，680多名医务人员成为无人区内的健康天使。青藏铁路开工建设两年来，无一人因高原病而死亡。”
工地医院配备了彩超、高压氧仓、心电监护仪等各种抢救高原病应有的设备。一位在青藏线突患急性脑水肿的游客被送到中铁十七局唐古拉山工地医院抢救，医生将他放进高压氧仓后加压输氧，患者像回到了平原一样，病情立即缓解，脱离了生命危险。青藏铁路工地医院两年来共为2000多名青藏线过往旅客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
两年前，可可西里无人区内的五道梁只有几户牧民，如今这里建起了楼房、饭店和宾馆，有的客房还配备了吸氧设备，到这里来投宿的司机和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经营饭店的撒拉族人马福海说：“有了工地医院，有了氧气，人气就旺了。”唐古拉山脚下的雁石坪以前荒无人烟，现在已经成为一座拥有1000多人的小城镇。
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乡副乡长周毛说：“青藏铁路建设以来，沿线医疗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在青藏线上生命安全系数大大提高。青藏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促进青海和西藏经济发展的大通道，无人区不再令人望而生畏。”
但是，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大部分处在高海拔地区，无论多么完善的医疗保障措施，都不能完全改变高原缺氧、低气压等特殊的自然环境，建设者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受到健康损害。
据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医疗卫生部负责人戴瑞臣介绍，通过2003年对部分参建人员的体检表明，建设者普遍存在体重减轻、失眠、脱发、消化功能紊乱等现象，相当一部分人员记忆力减退、红细胞三项指标增高。有的损害在回到平原后经过一段休养会逐渐恢复，但有的损害对长远健康将会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形成慢性高原病。
鉴于这一问题，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组织科研力量，就青藏铁路建设远期和未来运营期员工健康组织和开展专题研究，逐步建立建设者健康保障的长远机制。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接受我采访时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展，越来越多的人员会到高原支援工作。高原健康保障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科研工作比较薄弱，急需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第二章 以人为本的“第三极”工程四 青藏线上的民工
在4万多名青藏铁路建设者中，其中有一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
40多岁的孙海鹏来自山西榆次市，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在读大学，一个读高中，每年书杂费和生活费加起来高达六七千元，全家4口人只有3亩地，一年收入不足一千元。为了给孩子交学费，他从2000年开始让妻子在家种田，自己外出打工，他向我谈起了自己的打工经历。
“2000年6月，我在江苏无锡一家私营小型化工厂做临时工，老板每天让我们工作12个小时，日工资20块，还要我们交500元作为风险抵押金，年底再结付工资。后来企业因为污染问题被停产，老板偷偷将设备卖了，卷起铺盖跑了，我们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