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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我麻烦，是吗？”
“没有，只是告诉你事实。”
我走回外间又坐下来。他走回他原坐的椅子，想要坐下，又改变意见，站在那里等我离开。
我把香烟熄掉。他看看手表。我不经意地说：“在局子里边的时候，没有用现在这个名字吧？”
“当然不……”他突然停住，怒视着我，脸上现出凶相。“你……你这混蛋。”他说：“狗头狗脑的，搞什么？你……”
“不必这样，”我告诉他，“你听到要留指纹就开溜，我就知道你进去过。坐下来告诉我。”
他从椅子后面转过来，坐到椅子上。
“到底怎么回事？”我问。
他说：“算你对，我是进去过，这又有什么关系。”
“什么前科？”
“空头支票。每次我有困难，我忍不住开几张花花，钱不多，10元、20元，总数也只百把元。快到期我就急着找出支票在什么人手里，想办法摆平。”
“用现钞摆平？”
“我没现钞。”
“那怎么摆平法？”
“好多种方法。”
“还是还清了？”
“当然，那时每次都可还清或摆平。我求他们暂时不要提款，我省钱一次或分次还他们，给他们做点事，或者……反正可以摆平。”
“那时没有陷下去？”
他说：“差不多每半年需要出面料理一阵子。每次都很顺利，我也有一点喜欢这样子。何况我还有正当工作。”
“出毛病那次呢？”
“支票跳票，我又失踪比以往久了一点。老板一再警告过我，我也表示过绝不再犯……很多次。这次数目也多了一点。老板开除我，一切就都浮出来了。”
“是什么职业？”
“司机。”
“判多久？”
“1年。”
“多久前？”
“2年前。从此我痛改前非，没再犯过。现在你知道了，预备怎么样？你要说出来，我又要失业，而且拿不到服务证明。找不到工作，又要回老本行，开空头支票。”
“在哪里执行的？”
他摇摇头说：“已经过去了，不提也罢。”
“告诉我哪里服的刑，对你有什么损失呢？”
他说：“我是用真姓名服刑的。没办法，要身分证明。好在老人家没听到。我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妈妈以为我去非洲了。她老了。要是她知道了，非急死不可。我个人倒无所谓。这是为什么我不要条子留我指纹。贝是我出狱后自取的姓。我除了和母亲写信外，都不用真姓名。信也是寄邮局自己去拿的。”
我站起来。他跟我到门口。他问：“这些，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暂时不会。”
“以后呢？”
“看情况而定。”
他开始关门。我转身踏上一级阶梯，说：“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当你在楼上的时候，要是楼下车库引擎在转，你听得到吗？”
“引擎没有做事的空转，是听不到的。我保养的车子，即使在车子边上，也不太容易听到声音。但是，我在楼上，楼下车库有人发动引擎，我是一定会听到的。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我说。他把门大声推上。
9
我走进屋子去，窦医生才离开不久，戴太太表现很“勇敢”。不过还是把自己“包”在各种病的症状里。
“我不能被这件事把我自己打垮了。”她说：“我必须面对事实，用冷静，合理方法来善后。”
“完全正确。”
“你知道，死亡是不能避免的。唐诺……我以后也叫你唐诺，这里每个人都叫你唐诺。”
“很好。”
“你可以叫我可兰。”
“谢谢你。”
“尤其是有外人在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假扮是芮婷的朋友，她的……很要好的朋友。”
“我了解。”
“你不在乎吧？”
“不在乎。”
“窦医生说得很好。他说死亡是谁也控制不住的必然后果，时间是最好的止痛剂。他告诉我，目前我最好的方法是转移一种新的兴趣，因为新的经历可以忘记过去一切。”
“听起来很合理。”
“是这样。他说有的女人把自己关起来，整天悲痛，不出去找新的事物改变兴趣，很多年之后，非但悲痛不减，而且在精神方面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医生建议我不可再忧伤，要我露面开始新生活，要我用新的经验治疗旧伤痛。”
“你同意了。”
“我不要这样做，至少目前不想，但是这是医嘱呀。良药苦口，你还是要吃。”
“不错。”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法。窦医生说，我的问题是太神经过敏了。我像根绷紧的弦，我的忍受力太脆弱。你不会认为我是神经质，一触就跳的女人吧。我……我想你对这些没有太大兴趣。”她说，用她暴出的眼珠淘气地看着我：“柯太太告诉我，你是一部用脑子的推理机器。但是她告诉我，女人看到你都是会疯狂地迷住。告诉我，唐诺，你自己说，这是不是真的。还是柯太太吹牛要引起我好奇心？”
我说：“白莎是说不定的。多半想引起你好奇心。”
她说：“也许是她先入为主的看法，和她自己完全不在乎女性柔和的美，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如此。”
“也许就是如此。”
“你看来一天到晚只想到工作。”
“我们这一行，接到工作后怎么能睡觉呢？”
“对，我想你是对的。但是，有的请你工作的女人，可能寂寞，害怕，或者要……”
“她们都指定我做一件特别工作，做完就算。”
“当然你不可能期望女人，直接什么都告诉你。有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点小聪明才行。”
“你说的也许对。”我说：“我小聪明是没有的。戴医生的记事本，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在我这里。”
“我想要调查，周三戴医生死亡那天，他所出诊的病人。我相信有两个病人，最后医生决定去看一下。其他病人他只是用电话处理一下。你把当天来电病人的名单，交给了医生。我们有没有办法分出来，哪些人，他用电话处理了，又是哪些病人，他亲自出诊去看了。”
“这跟保险事情有关吗？”
“我不知道。他也许早已有那些首饰在车里，预备交还给你。在他死后，被人自手套箱中拿走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离开这里后，才拿到首饰的？”
“还没有一件可以称之谓证据的。”
“已经有什么呢？”
“首饰盒里还留着一只戒指，表示拿的人很匆忙，或至少非常大意。”
“面对值钱的珠宝，怎么会大意呢？”
“因为拿出来的时候是很随便的。早就决定反正要归还的，所以就非常大意。”
“唐诺，这正是我叫你要回避的理论。我要你证明，希顿和首饰失窃是无关的。”
“这我了解。但是你问我，为什么有人会大意，我就告诉你。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戴医生自小偷手中取回首饰。他开车进车库，全心全意于把首饰送还给你。事前他还须小修他的车子，他吸了太多的一氧化碳。有人进入车库，见他躺在那里，把首饰自手套箱中拿出，不愿意声张医生中毒的事。”
“唐诺，这是我喜欢的理论。”
“那我们向这方面努力。”
“你去做。”
“好的。”我说。
“可是，至少这个人要知道，首饰在车里？”
“那一定的。”
“这个人，会是谁呢？”
“我还不知道。”
“你正在进行？”
“是的。”
“那么，你会把首饰追回来？”
我说：“这是全案中，最小的问题。”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说：“手套箱钥匙就是车子点火钥匙。惟一把点火钥匙取下的方法，是关掉引擎。关掉引擎，才能把钥匙拿下，你懂吗？”
“又怎样？”
我说：“不论是谁，要拿这些首饰，必须进入车库，把引擎关掉，拿出点火钥匙，用这钥匙打开手套箱。”
“是，这你已经解释过。”
“但是，”我说，“我们发现戴医生尸体时，引擎是开着的。”
“你说，不论是谁做了这件事后，又把钥匙放回去了。”
“是的，而且又点火使引擎转动，让引擎转着，自己溜走。”
“为什么？”
“掩饰刑案的证据，即偷窃首饰的事实。”
“这样说来，偷窃首饰是最大的罪，还有什么呢？”
我说：“假如，戴医生开车进库，没有熄火，瞎摸瞎修，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没有其他不能控制的事故或动作，他的死亡是意外死亡，而不是死亡是由于意外的原因。他自己把自己放在一切都可能导致死亡的环境中。”
“这就是我律师告诉我的，我觉得不公正，我想……”
“但是，”我打断她的话，说道，“假如，有人在戴医生快死之前，把引擎关掉，又再把引擎点火，即使当时医生已完全昏迷、休克、接近死亡，只要有一口气在，法律观点就完全不同。戴医生的死亡就变成由于意外的原因。最后致他死亡的几口毒烟，是重新开启的引擎所产生出来的。”
她的眼睛张得更大。“唐诺，”她叫着说：“真聪明，真有你的，我完全没有想到。”
“现在我高兴，你慢慢懂我所进行的方向了。”
“这可以使我们向保险公司，要还那额外的4万元了。”
“就是这个主意。”
她想了一会：“我们能不能用这个理论，和保险公司谈判，要他们妥协，而不真真去找证据呢？”
“他们不会妥协，也无权妥协。合于合约就得全付，不合就1毛也不能付。反正我们非争不可，这4万元，对我们，对他们，都是全有或全无。”
“希顿出诊去看病人，又和发生在这里车库的事，有什么关系呢？”
“打开手套箱，从里面拿出首饰的人，一定知道首饰是在里面。”我说。
“我懂了。你的意思，希顿拿到了首饰。给他首饰的那个人跟了他来到车库。是吗？”
“很可能是这样。”
她说：“我能正确的告诉你，希顿去了哪两家出诊。这对你有没有一点帮助？”
“你怎么会知道？”我问。
从一个小床头柜抽屉中，她拿出一本皮面的记事本。她说：“希顿记忆力很差。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所以他有条理地做一切事情。例如，只要他出诊一次，他就记在记事本里。第二天早上，办公室秘书也不必问他，只要照本子上那一页办理收费就可以了。”
“他死亡那一天，那些出诊，也都记下来了？”
“是的，有两处出诊。这两处我都可以担保没有问题。两位病人都是我认识很久的，都是女人。一个已婚，另一个是寡妇。她们生活太忙，太多社交活动，太多宴会……至少这是希顿常说的。你可以不必怀疑她们两个。她们都太有钱，所说的症状也是真有。希顿说她们真有高血压。”
我拿过记事本，所记事项看得出，是自己都信不过自己的记忆的人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