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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说天下系列-第2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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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上,元朝政府设置了成千上万的站赤,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当时,蒙古地区的驿站,专设通政院管辖;中原地区的驿站,则归兵部掌管。站赤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牛、驴或车,辽东有些地方运输时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则用船。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作为站赤的站户,他们的户籍从一般的民户中分离出来,在蒙古各部中,一般选择畜产多者应役;在中原、江南地区,一般是按户等从中户里签发。一旦被签发为站户,登记入籍后,就世代相承,不能改变。站户除按规定提供交通工具,马站出马夫,水站出船夫外,平时负责按时修整道路,架设桥梁,并在可能栽种的道路两旁种上杉、松、冬青、杨、柳等树木遮阳,为过路人马避免日晒之苦。部分站户还要向过往使臣提供肉、面、米、酒等。各站所领站户数目不等,多者两三千,少者只有几十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

驿站系统的功能,与军政要务的传达、处理关系密切,因此,要想接受驿站的服务,需要有官府的证明或宗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铺马圣旨(又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铺马是站赤的另一种说法)、金字圆符(铁制,又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只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只用御宝圣旨。”《元史·刑法志二》)站赤验符、旨给驿供应酒食,因身份和品级的不同,元朝规定驿路上“使臣”的给驿标准也不同。比如给马,规定三品官给马五匹,四五品官给马四匹,六品、七品官给马三匹,八品以下则给两匹。路上的食宿供应标准也按品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如有的使臣给白面、大米、油、酒、肉等,一应俱全;有的则仅给一顿粥饭,最低的甚至只给一升米,一般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力,除此之外,“毋得擅差铺马”。

和驿站相铺而行的,是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四百里,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公文及各地紧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锁,标明号码、日期等,交给急递铺传送。各铺均要验件签押,以保证递件的安全和传送速度。和站赤系统一样,急递铺不久亦面临“衙门众多,文字繁冗,急递之法大不如初”的局面,不得不重申“省部台院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后来,又规定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官衙的文书可以通过急递铺传送,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官衙的文书不许经由急递铺传送,以减轻急递铺的负担。

站赤系统开始之初,运行良好,但随着元朝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站户所负担的赋役也越来越重。这些站户,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特别是后期,蒙古官僚贵族,甚至一些高级僧侣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和酒食。稍不如意,便大发淫威,轻则谩骂,重则吊打;其次,就是交通工具的供给。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舟船等,饲养几十头马畜需要大量的饲料,再加上各种工具的维护与保养,这笔开支也不在少数,如元祐元年(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仅甘肃省就奏报死了铺马199匹、驿驼24头;不光如此,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维修道路、架设桥梁、植树护林等,不但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

这些负担压得站户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就只得背井离乡,成为流民。“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皆自血汗出……”(《至正集》)元代诗人许有壬以诗歌的形式描写了他们的悲苦生活,为他们的遭遇呐喊,“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做马、贱如奴隶吗?

在这样沉重的压迫剥削下,站户们纷纷破产,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户们血汗基础上的元代站赤制度无法维持下去。据《永乐大典》说:“站赤消乏,积非一日”。到14世纪初叶,据甘肃省甘泉驿站统计:60年前,这个站共有站户348户,到60年后只剩下176户了。站户们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了。

元朝站赤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修路、植树,疏通交通大动脉,对维持帝国在全国,特别是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如“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一样”,把朝廷的政令传递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于促进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民族的融合有积极的意义。

7。 史天泽功成解兵权

1262年,中统三年二月,山东江淮大都督李璮发动叛乱,占据济南。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汉军向南平叛讨伐,又增派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到达济南,会同哈必赤开河筑环城,筑长围,树林栅,将李璮围困于济南城中达四月之久,城中粮尽,军心涣散,李璮投大明湖自尽未遂而被俘。史天泽立即将李璮在军前处死。

史天泽之所以要匆匆处死李璮,是因为李璮知道的太多了。

十几年前,当金国被蒙古灭亡后,为了拉拢中原的军阀豪族,窝阔台、蒙哥都对他们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实行怀柔政策,他们被封为世侯和将军,兵民政权出于一家,让他们帮助蒙古人绥靖地方,或帮助他们和大宋作战。

但是,作为一个受儒家思想濡染很深的汉人来说,他们的正统思想还时时作祟。他们看不起这些只会弯弓盘马的人,往往以华夏几千年的文明来俯视他们,把他们看成一伙什么文化也没有,只知杀戮的“匪类”,觉得他们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因此,他们往往一面应付着蒙古人,一面却又在一起高谈阔论,把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只是后来蒙古人成了气候,特别是忽必烈表现出来了千古帝王的雄才大略,这时他们才死心塌地拥戴他,并为之效忠。现在,李璮却不自量力,竟然趁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后方空虚之际叛乱,企图利用拥汉灭蒙的策略得到各路世侯的响应。史天泽认为李璮知道自己及世侯的事情太多了,一旦他被带到忽必烈面前,乱扯乱咬,那自己过去的一切将袒露无疑。李璮自当诛杀,但自己也绝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史天泽斟酌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冒险杀死了李璮。

当然,他也知道,擅杀钦犯,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允许的。于是,他就连夜上书向皇上请罪。他为自己找了些理由,什么李贼大骂皇上,使人气愤不过;什么咆哮营帐,使人怒发冲冠,等等。

但忽必烈并非好糊弄的。他疑心塞胸,疑虑重重,他对世侯的反感在李璮叛乱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重:他不明白,史天泽为什么要急于杀死李璮?他们之间有什么瓜葛吗?

忽必烈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汉人幕僚,他们是怎样来到自己的身边的呢?

他忘不了刘秉忠、姚枢、廉希宪、张易、商挺、赵良弼、王文统……他们都是相互举荐来到自己的身边的。他们相互举荐,能不结为朋党,狼狈为奸吗?自己对他们委以重任,但他们是否真的能以儒家的正统思想对待自己?今天有一个李璮,明天还会不会有什么史檀、张檀……更多的汉人世侯反叛呢?一个还好说,一旦他们连成一片,自己将如何应付?

一连串的问号,太多的联想让忽必烈后背冷汗直冒。对忽必烈而言,自金末以来尽专中原兵民之权的大小世侯,无疑是新王朝有效地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的极大障碍。虽然公开称叛的只有李璮和个别响应者,但曾与李璮互相交通、非议朝政的诸侯为数并不少。因而,要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还不到时候。大宋一天不灭,他们思想上还有一天的动摇。一旦操之过急,就会造成兔死狐悲、群起自保,甚至激起更多的反叛。

明白了这个道理,忽必烈便在杀死了李璮的老丈人——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后,果断地停止了对李璮和王文统案情的追究。

一连三天,忽必烈都没有上朝。他惊悸不安,忧愤烦躁,几次在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为自己压惊、祈祷,要不就躺在察必皇后的凤帐内望着金顶的廊柱出神。甚至还传出话来告诫史天泽说,要是朕让你们杀什么人,你们可不能立即执行,得迟个三五日,免得杀错了……

忽必烈惊惧不安,汉人大臣们更是如坐针毡。

史天泽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自己作为汉人的世侯,拥有“清乐军”和“黑军”两支军队,蒙古人之所以倚重自己,完全是他们战略上的需要。如今李璮的叛乱,让忽必烈震动不小,也为那些想取缔汉人幕僚的蒙古人提供了口实。虽然自己并不以权重为好,这个忽必烈是知道的。想当初,在窝阔台时,为报兄被杀之仇,自己曾接任大哥史天倪军民之职。打败武仙后,自己即请上奏归职于侄,自己愿退还田间,耕种为乐,此举得到窝阔台的赞许。

但今天的忽必烈面临着汉人世侯的信任问题,这个史天泽能看出来。虽然李璮叛乱没有扩大牵连,自己擅杀李璮忽必烈也没有深究,但是忽必烈三天不上朝,说明他是在作着艰苦的思想斗争。忽必烈是开明的,有帝王的胸襟。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被汉人称之为“蛮族”的蒙古人,在他身边固守蒙古传统的大有人在。他能力排众议,做到用汉人施汉法,汉化治国,已属不易。今天,李璮叛乱,让他脆弱的思想怎能不一下子近于崩溃呢?

与其自上而下动刀子,不如自请消除兵权,以消除忽必烈对汉儒、世侯的猜疑,只有这样,才能缓和忽必烈的疑虑,才不至于忽必烈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对付汉族的世侯军阀。

于是,第四天忽必烈上朝之后,史天泽就上奏说道:

“兵民之权,自古不可并于一门,汉朝邦国,唐朝藩镇,都是血腥的教训,说明自古地方就应听命于中央。今我朝过分垂爱臣等,不仅大授美职,还模仿漠北蒙古传统制度让我们世袭官职,造成地方割据势力过于庞大,导致像李璮这样有不轨之心人的叛乱。所以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消除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以免造成了社会动荡,百姓涂炭,臣请皇上消除职权,退休还家,同时亦解除史氏子侄握有兵符者十七人之兵权。行之,请自臣家始!”

忽必烈说道:“史爱卿,你不必多虑。你们史家,对我蒙古帝国的建立,可谓抛头颅,洒热血,肝脑涂地,忠贞可嘉。先前窝阔台汗就曾对爱卿赞之,宪宗皇帝也多次称颂你的美好品德,他们都不同意你退休的请求,今我怎能让你退休呢?”

姚枢出班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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