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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履泰十分重视商号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号规与经营准则，理顺了股东、掌柜、伙计之间的职权关系，同时将单纯的雇佣关系改造成职责分明的分工关系，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学徒制、顶身股制等制度，使商号内外工作井井有条，并使职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由于各地分号的存在，彼此相距遥远，交通不便容易形成信息不灵、管理失控的状况，所以雷履泰又制定了联号制来加以约束和规范。为防止伙计挟带私物，诈骗钱财，他又进一步制定了报账制，探亲检查制度等。总之，他一改中国传统文化的含混松散，用严谨规范的语言制定出一系列管理规则，在执行过程中一丝不苟、奖罚分明，使商号的日常活动进入良性运行轨道，杜绝了商号内部发生作奸犯科、损害商号利益的行为。此外，他还制定了奖罚制度来鼓励先进、惩罚落后、淘汰无能，一些能手就这样从底层得到提拔，脱颖而出。
对待客户和顾客，日升昌实际上做到了以顾客为上帝，“但经商者，是无有大小，只要有钱问买卖物”，即便是个叫花子亦可交接，是谓“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平和、应酬为本”。
在行动之前，雷履泰认为要进行周密的观察、思考，“求稳求信”，“运筹帷幄”之中“方能决胜于千里之外”，这里全局观很重要。要讲究“稳奖，他认为“稳奖是积极进取的一种方式，是办大事成大业者必须具备之素质，它不是优柔寡断，裹足不前，而是深思熟虑，做好充分的准备，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就是这样，日升昌以雷履泰兴、雷履泰以日升昌名，雷履泰在经营自己理念的同时，也在领导、规定、命名着日升昌和以其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业的鼎盛时代。
3。因利制权——太谷曹家
山西太谷曹家曾经一度闻名华夏，其资金发展到一千余万两，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至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
曹氏发家始祖曹三喜怀着发财的梦想于明末清初来到热河省朝阳县三座塔。刚来时，他租地种蔬菜和大豆，略有积蓄后就开了豆腐店，将所产的大豆变成了豆腐，使商品增值，同时又用豆腐渣养猪，使豆腐渣变成了猪肉。他按这个邪连环计”经营了几年，积累了不少资金，于是他又决定实施大的“连环计”。他雇人种了大批高粱，又将高粱酿成了东北人喜欢喝的高粱酒，酒糟又变成了猪的上好饲料。这样又经营了几年，家业已丰，于是他又决定经营杂货业、典当业。经营范围变广，获利更多，遂又分出资本在沈阳、锦州、四平等地开设杂货、酿酒和银钱业。
清兵入关与朱明王朝作战，曹氏立即觉得趁战乱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他随清兵入关，为清兵提供军需物资，大发了一笔横财。朱明王朝灭亡，曹氏成了清朝政府的“功臣”，于是曹氏一帆风顺地将买卖打入了内地。在中国各地广设分号，生意兴拢
曹氏坐镇总号指挥调度，总号下设分支号，每个支号又控制着若干小号。总号还派出“钦差”到各地的商号巡查。曹氏通过调度各支号和“钦差”指挥整个集团运作，保证了庞大的曹氏家业的正常运行。
按曹家的号规，凡工作出色、作出贡献者，皆可得到重奖和提拔。凡违反号规者，不管是何人，一律受到严厉处罚。如徐州“丰治通钱庄”的大掌柜和二掌柜闹矛盾，使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被曹家巡查的“钦差”发现，随即将二人均行撤职。他们二人一个是“砺金德分号”陈经理之子，一个是曹润堂的亲戚史某，虽然各有强大后台，但也不徇情例外。正是因为赏罚分明，才使曹家的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第93节：文武兼施—蔚字号
第93节：文武兼施—蔚字号
曹家坚持“用人不疑”的原则，所以才使手下的人能充分发挥才能。当年曹家在沈阳设分号时，掌柜领了七万两白银的本钱，不到几年就赔光了。掌柜回到太谷向曹家详细地报告了亏损的经过，讲的十分有道理，曹家不但不责怪，反而问他是否还敢再干？那掌柜说：“只要东家信任，当然敢干。”于是又领了第二批资本，不料又赔光了，曹家又慷慨地付给了第三批资本，掌柜又大干一番，结果不仅赢回了前两次的亏损，而且大获奇利。仅由此例就不难看出，曹家对手下的人是何等的信任，手下赔掉了十多万两白银，但因赔的有道理，不但不责备，反而仍然得到重用。
曹家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实施了股份制。他们的股份有两种：一种是以白银入股，另一种是“顶身股”。按曹家的号规，业绩突出者，可顶生意，即参与股份利润之意，当时顶一份生意者，年终可获得利润白银一千两。由普通员工上升为顶生意的掌柜以后，便与曹家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盈利的多少与自己的收入有关，因而无不忠心耿耿以求事业发展。
“因利制权”是曹家坚持的灵活的经营原则，他们不管利润大小，只要有利可图，都锐意经营。［小说下载网…wＷw。QiＳuu。cＯm］
曹家要求各分号掌柜必须时刻观察商情，分析影响生意的各种因素，以便确保决策准确无误。曹家在东北的商号，多半利用当地丰饶价贱的高粱，以酿酒为业，因此掌柜对天气旱涝、收获丰歉都极为关心。如某掌柜每夜半起床，以观天象，十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如驻沈阳的“富生峻”分号的掌柜，某年坐大车回关内探亲，途中在高粱地内大便，见高粱长得茎粗穗大，十分茂盛，认为必获丰收。但随手折断几根，发现茎内都有害虫，就立即打消了回家的念头返回沈阳，连夜到处抢购高粱。当时一般人认为新粮丰收在望，遂大量低价出售。结果各处的高粱接近成熟之际，均被害虫咬死，市场价格暴涨。而“富生峻”商号不仅保证了酿酒的需要，而且高价抛售了一部分高粱，结果大发其财。
光绪年间，当时各大银钱业均发行一定数量的平贴（即原始纸币），这是一种信用货币券。发行这种帖子，首先必须建立其商号在群众中的可靠信用。商号信用昭著，即可按资本的1/3或1/4发行帖子，经本行会批准便可流通。一年，祁县乔家、梁家的票号因发行帖子过多，人们怕帖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机之际，乔、梁两家求救于曹家。有的人建议曹家不要救之，认为这正好是挤垮两个竞争对手的好时机。曹家却出人意料地宣布，所有曹家各票号、银号均可代乔、梁两家的帖子兑现金。这样一来，社会上认为曹家资金雄厚，既然答应代付兑现，帖子绝无问题，挤兑风波因而平息。乔、梁两家在东北的商业实力本与曹家不相上下，但经此风波以后，乔、梁两家感激曹家在危难之际的扶持之义，故遇事处处让着曹家，这样一来，无形中使曹家商号的声势更为提高。原来，曹家经认真分析认为，乔、梁两家实力雄厚，绝不会因为这次风波而倒闭，即使一时受挫，也一定会东山再起。若见死不救，乔、梁两家一旦渡过难关，必会联合报复曹家，导致曹家无法招架。与其见死不救，不如送个人情却大有好处，事情正如曹家所料。
曹三喜非常重视对弟子的教育。为使弟子们读书明理，提高经商才能，曹家设有专馆家塾名为“书房院”，高薪聘请名师为之教授。智力投资确实培养出了不少有建树的儒商，渊博的才学使他们在经营场上如鱼得水，为曹家开拓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4。文武兼施——蔚字号
介休城东55华里的北贾村，有个名叫侯万瞻的人，凭借艰苦创业取得了成功，后经其子孙发扬光大，成为山西有名的巨贾，其资产不亚于日升昌。
清康熙年间，山西有钱人家皆喜欢穿绸缎，而当时当地贩卖绸缎者并不多，故绸缎价格昂贵。侯万瞻看准了这一时机，立即筹措银两，率领两个儿子去了丝绸之乡苏州、杭州廉价买回了绸缎，回山西又高价卖出，转手之间，获利颇丰，家业渐渐发展起来。
第94节：文武兼施—蔚字号
第94节：文武兼施—蔚字号
侯家的家业传到侯萌昌时，家资已经很雄厚。侯家的“蔚泰厚绸缎店”位于平遥西街，和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只隔一个小烧饼铺。侯萌昌见“日升昌”由颜料行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大发其财，非常眼红，但又苦于一时找不到熟悉票号业务的人才，于是他决定采用“偷梁换柱”之计将“日升昌”票号的副经理毛鸿挖过来。雷履泰是一个经商将才，毛鸿也是一个将才，两将才相遇，一山两虎，难免有些不和之处。毛作为副经理，有点怀才不遇之感，而雷履泰又有独断专行的毛病，毛就处在受排挤的地位。侯萌昌盯住了这点空隙，立即巧使“离间计”，就把毛拉过来了。
拉过毛之后，侯萌昌立即将“蔚泰厚绸缎店”改为票号，并让毛任总经理，由他全权管理一切业务。毛深感侯的知遇之恩，于是他怀着与“日升昌”决一雌雄的雄心壮志，锐意经营。毛又从“日升昌”拉过来两个熟悉业务的朋友，一个名叫郝名扬，一个叫闫永安，二人被提拔为分号经理。仅仅一年的时间，毛的才能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为侯家鞠躬尽瘁，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于是“蔚字号”票号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举成为“日升昌”票号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毛也善于采用“文武兼施”的方法管理员工。一方面他用文的方法教育员工；另一方面请颇有才华的平遥超山书院院长松龛出山，为蔚字号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以约束全体员工。毛采用“文武兼施”的计策，有力地推动了蔚字号的迅猛发展。
总结晋商的经营思想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我们今天的商人借鉴的经验。晋商很能意识到诚信对于竞争获胜至关重要。所谓“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就是晋商闯市场的大生意经。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在全国先后出现了山西、徽州、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角逐市场，晋商靠诚信的法宝而称强制胜，立于不败之地。晋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利以义取，讲求生财有道。晋商是行大义而取巨资的有战略眼光的商人群体，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出发，抓商机，占市常明朝政权沿长城设立军镇，驻扎80万军队，为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即纳粮换盐引，可取得贩盐售盐的专卖权。晋商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北方边镇、西北边镇多活跃着山西商人，晋商集粮、盐商于一身，连两淮、两浙的盐也大部分为山西商人所经营。到清代，晋商顺应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一举成为旅蒙商主力军。旅蒙商通过清朝军队北进草原随军贸易而带动和发展起来，旅蒙晋商在交易繁盛时期，有数万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运输。晋商不仅进行长途贩运，同时在各地开设店铺，以至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二是群体共赢，讲求互惠互利。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