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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仲的说法，有人就认为：虽然管仲在某种程度上、洗刷了齐桓公的耻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滋长了齐桓公的耻辱。其实，齐桓公做的原本是君主应该做的一件“正义”之事，然而齐桓公却没能及时去做（相反等到丢了帽子后才去做），那么齐桓公的行义岂不是为了洗刷他的耻辱而为之吗？虽然齐桓公这种做法能暂时洗刷他因丢失帽子的耻辱，但是管仲这种谏言所造成的另一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却又在某些人意识中助长了一种近乎麻木不仁的侥幸心理。如果对管仲这种观点，齐桓公继续采纳的话，那么其实齐桓公就等于是犯了“赏罚不明且无据”的错误。假如这种行为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的话，那么日后齐桓公的子民，就会形成近似于畸形——“即使是犯罪，也有侥幸释放”可能的不正常心理。当然这种心理，就不会使犯错的人，能够及时反省自己的错误。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管仲对齐桓公的谏言，不仅没有让齐桓公洗刷耻辱，而且更增加了齐桓公“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昏庸之耻。
再说齐桓公下令把粮食分给贫苦的人，这就等于赏赐没有功劳的人；释放罪轻的人，这就等于有意消减“法度”威严。赏赐无功的人，民众就会心存侥幸心理而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意外的收获；故意消减“法度”的威严，这就等于助长民众的违法乱纪心理。显然这些都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么能用来洗刷国君的耻辱呢？
虽然在古代封建君主社会中，许多皇帝都在自己大喜或特殊的日子时，以大赦天下（比如，皇帝亲政、皇帝登基或者打大胜仗等）昭示其仁德，但是这种封建君主时代的所谓开恩大赦，显然对当今“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社会，没有什么益处。
韩非子通过对《齐桓公雪耻》故事的分析与论证，阐明“赏无功”、“不诛过”是国家祸乱的根源。韩非子所讲的故事，在现实管理中显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在管理中，如果乱施赏罚，就会造成管理中的无序化，混乱化。也就是说，如果管理者奖了不应该奖赏的人，就打击了应该受到奖赏的人；同理，领导人与管理者如果罚了不应该罚的人，就会让众人感到心寒而影响其积极性与主动性。
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与领导人如果只知赏罚之法，而不能适度地把握赏罚的技巧与尺度，那么其结果也只能是事与愿违。因此，管理者在实施赏罚过程中，必须要明白：在绝大数情况下，都要赏的机率大于罚。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团队的稳定性。因为任何人都有自尊，所以管理者罚的过度，被罚者就会因伤及面子而与上边发生不同程度的抵触心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团队的正常管理及发展，肯定是没有好处。所以，聪明有经验的管理者，就会对众多的过错者，采取感化或教化的方法，让其理解与接受公司的管理制度。当然对于极少数主犯人员，就应该采取罚的处置。这样做的好处，会通过对主犯的直接处罚，来警示那些虽然有过失却可教化的人。虽然也有顽固不化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毕竟占少数。因此，在历史上就上演了诸葛亮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如果当时诸葛亮对孟获的少数民族直接采取罚的方法，那么即使杀掉一个孟获，还会有更多的孟获起来与诸葛亮为敌，与蜀国为敌。
虽然管理者在实施赏罚中，应该赏的机率大于罚，但是管理者也要谨记赏无功。与此同时，管理者还要明白：明奖暗奖更要有分寸。下属兢兢业业地为公司做出成绩，管理者就要不失时机地给他们以奖励。管理者这样做，能让下属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多付出一滴汗水就会多一分收获。可是管理者，要想使自己对属下的奖励，真的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要有奖励的方法与技巧。奖励可分为明奖与暗奖。当然罚的目的是为了起到警示作用，就没有暗罚而言，否则就没必要罚了。明奖的好处在于给其他的人树立良好的榜样作用，激发大多数人的上进心与主动性。但是明奖也有其负面性：由于当面奖励而容易使没有受到奖励的人产生嫉妒。为此，管理者在实施明奖时，必须谨忌赏无功。
由于民族文化与思维方式差异，中国的管理者，一般更善于实施明奖；而外国大多数管理者，就喜欢对员工实行暗奖，然后再发给受奖者一张奖励理由的说明书。这样既避免了非受奖者的妒忌，又对优秀者起到了激励作用。另外暗奖，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会使所有人都心存一种受奖的希望而永远不懈地努力着。鉴于明奖暗奖各有千秋，比较科学的奖励方法应该是：大奖用明奖，小奖则用暗奖。
虽然上面谈了许多“赏罚分明”的原则与技巧，但是作为管理者必须谨记：奖励只是管理中的一种方法而已，而不是目的。至于奖励是否能起到真正作用，管理者就应该明白，奖励的意义是什么。其时奖励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因此，管理者只有把奖励方法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相联系，那么奖励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另外，管理者在实施奖励时，还须明白：员工工作的目的是不同的。因此说，任何理论上优秀的奖励方法，也不可能对所有员工都起到应有作用。
美国一家TriWest公司，实行的就是由同事相互激励的精神奖励方法。当公司员工看到其他同事成绩优秀时，就可以发给其一张“闪亮之星”证书，以表示对其赞美与肯定。任何员工都可以给予任何同事这样的证书，不论他们的职位或工作地点。证书有两份，一份会被送到受奖者的员工手中，另一份则会放入公司的抽奖箱中。公司每两个月进行一次抽奖，约有十分之一的受奖者可以获得印有公司标志的上衣或杯子等小奖品。所有获奖者名单，都在公司网页公布，同时把获奖员工的证书贴在公司的办公室内。
虽然这种奖励方式没有花多少钱，但是这种方式最适合那些工作形式较为松散型的推销公司与业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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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韩非子》婴儿充饥 管理方法适己为上（1）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虽然小孩相互玩耍时，常常把尘土当成饭、用泥浆当成汤、用木片当成肉，但是他们晚上还得回家吃饭。这是因为尘土饭羹可以用来做小孩的游戏，可是决不可以用此来真正当饭而食。”
因此韩非子得出政论就是：“那些只知效仿先王传统的人，就犹如小孩游戏一样，虽然有意思但是不实用。”对此观点，韩非子这样加以诠释：“只知称道古人之仁者，虽然表面上让人敬仰，但是他们不可以使国家走上真正发展之路。而因追求仁义而使国家衰弱混乱的就有，韩、赵、魏三国；不追求仁义而把国家治理得强盛的，惟有秦国。可是秦国现在还没有统一（指秦还没有统一之前：公元前221年前），是因为秦国的治理还不完善。”
韩非子借“婴儿之戏”这则寓言想告诫人们：凡一味“称上古之法”、“道先王仁义”之人，就如同“婴儿之戏”中的孩子一样，虽然自认高明，但最终只是一场游戏而已。因此说，这种臣子无论表现多么激扬奋进，其实这些人对真正治理国家，发展国家，也是没有多大用处。
对于韩非子这种观点，其实在历史中也可证明。或许读者对晚清光绪朝的历史不陌生吧。对于那段历史，虽然某些历史学家及某些政治家各有观点，但是我对那段历史却认为，其实并非那样简单。似乎我们教科书和传统评价都认为：慈禧太后是那段历史的罪魁祸首，而那位有其名无其权的光绪皇帝却是个无辜者。甚至有些人还对那时的许多维新派代表的下场抱不平。当然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及一些史学家眼里，也认为那些维新派应该是历史的胜利者，甚至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锋者。然而历史却不以个人的意愿而改写：
最终还是那位身在颐和园，表面看去完全归政光绪的那位慈禧老佛爷成为胜利者——最后慈禧不仅大剿康、梁等维新代表人物，而且还把独坐紫禁城龙椅上那位热血沸腾的年轻光绪帝，软禁颐和园。
对当时这段历史，我就认为没有什么不正常，相反倒显得十分的自然。因为光绪虽然热血沸腾，大有力图新政，大兴国威之意难得，但是他作为一国之君，显然对政权的智慧及改革的把握能力，十分的平庸一般。其实当时的慈禧太后，既然已答应归政光绪，自己移驾颐和园，本来对于光绪的政权稳固及其力图新政的纲略，是个最宝贵的机会。然而当时的光绪帝就有点像“婴儿之戏”中的那些孩子一般，把改革传统（大变祖宗之法）、力图新政，想像得过于理想化、过于简单化，过于冲动化。不仅如此，光绪帝还过于轻信当时康、梁等人的所谓“兴国之论”。殊不知，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成熟、衰败，直到对其衰败的改革与创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相反倒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为什么历史朝代中力主改革传统，大兴新政的政治家不少，然而真正成功者却是甚少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那就是那些失败的改革家，过于把改革的希望理想化、主观化。当然最主要的是过于主观化。那些改革家认为：只要理论、纲领、朝令昭告天下，那么天下百姓及群臣，就会响应新政。殊不知，任何时候的人都存有利益上的分歧与观念上的差异。不仅如此，先王之法，祖宗成训，更有不止一代人的继承与捍卫。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光绪及康、梁维新派失败，才是咎由自取。
12．《韩非子》婴儿充饥 管理方法适己为上（2）
不仅光绪帝太理想、冲动，而且康、梁等维新代表人物的大兴新政纲领及思想，也缺少切实可行的策划方案。比如，当时的维新代表最不可取的就是太主观、太冲动；与此同时，作为维新改革的最有力支持者与实施者光绪帝，更是过于好大喜功，过于轻视敌手（主要是慈禧、荣禄等人）。
因此，上面历史就从相互两方面充分说明“婴儿之戏”中观点：不仅一味地“效仿先王之法，道先王仁义”者，对治理国家没有实际好处，而且如同“婴儿之戏”中的孩子一样（虽然那些大倡“维新兴国”、自认高明的臣公代表们，表现得如此激扬奋进，但是其结果也只能像“婴儿之戏”中的那些孩子），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只能是一场游戏而已。因此说，这种臣子其实对真正治理国家，发展国家，也是没有多大用处。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看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讲“婴儿之戏”故事观点的偏颇。因为经验或别人的方法无论是怎么好，也只是过去的方法而已，所以要想使经验与别人的方法，对自己发展企业与管理团队真正有作用，就必须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取其精化，去其糟粕。”同理，只知信奉文凭与理论的企业管理者，也很容易在管理中制造一种�